陈彦：让文化从我们内心走过（2）

社会管理者应成为创造者、引领者

文化建设是一个时代的联动行为，仅靠从事文化工作的主体，进行“千里走单骑”式地攻克、跃进，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建设，是社会和平稳定、能够持续追求美好生活时的整体精神诉求，在战乱频仍、专制横行、瘟疫灾祸连连时，文化建设只能是少量文化萤火在风雨飘摇中的艰难拨亮，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繁荣兴盛。当然，和平稳定时期的文化精神诉求，也会出现平庸、实用甚或沉渣乱泛的不堪局面。因此，和平时期的文化建设应在厚纳与包容的基础上，加以有效的引领。这个引领不是简单的生拉硬拽，而是按照文化生成规律，进行有历史久远眼光的精神牵引，在适度消费后最终能提纯、凝结出民族精神文化积存。这种牵引更需要上下联动，尤其是社会管理层应自觉成为文化创造者、引领者。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社会管理者从来就是文化建设的引领者，提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华文化精髓的范仲淹，本身是政治家、军事家。写出《离骚》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兼管内政外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结晶，使他成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唐代的元稹、张九龄、韦庄、高适、王维、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杜牧、岑参、刘长卿等，都是刺史以上的官阶，也都更因不朽的诗名流芳千古。包括“诗圣”杜甫，也担任过社会管理角色。写过“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县令郑板桥在去官时，甚至“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他是从内心打通了政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人，为民族文化长廊留下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当然，中国古代诸多官员对文化创造的参与深度，与科举制度将一流的知识分子“尽入彀中”地吸纳进了社会管理层有关，但同时，也与“知行合一”的士人道统追求深切相关，他们都在努力雕塑着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全面人格形象，因此，他们不可能是文化创造的自甘“不懂”者、旁观者，甚或胡乱扬鞭者，他们本身就是这个舞台上的“翩翩起舞”者。明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于谦，在奉调进京赴任时，有人劝他，不带金玉，带点绢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土特产”总是可以的，他仰天大笑后，赋诗明志曰：“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碍阎罗话短长。”由此，“两袖清风”便成为做官的最高境界。于谦还有一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史称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并与岳飞、张煌言共称“西湖三杰”。倘若于谦没有留下这些诗句，他的影响力可能会大打折扣，正是“清风两袖朝天去”与“留得清白在人间”的文化创造，使一个民族英雄的个体精魂，化成了映照千秋的浩荡精神长风。

优秀社会管理者的优秀文化创造，不仅具有颇大的感召力，对自己也是一种警示与鞭策。常怀羞恶之心，常念圣贤之德，吟诵出来并传播天下是一种精神升华，更是一种生命宣示。社会管理者应该有投身创造文化的自觉，这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如果庞大的社会管理层，普遍认为文化创造是从业人员的事，自身不走心、不投入，也没有能耐投入，那么这个文化自信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只有层层引领者普遍建立起“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化人、从我化起”的生命信仰，才可能真正形成文化中国的建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