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拓宽对红利的认识

原有的红利是怎么消失的

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

原有的红利可能是人口红利，也可能是资源红利。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涌现出来。但是，经常也看到人们在这个阶段不珍视这些资源，不珍惜这些红利，所以过分利用，以为这些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导致红利枯竭。原有的红利枯竭之后，经济陷入停止，想出新红利很困难。资源要升级谈何容易，新的资源如石油、矿产，不仅需要勘测，而且需要大量投资，需要交通运输设施，需要一定的熟练工人，这些也不是本国力量能够承担的，于是只能依靠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才，这也值得发展中国家参考。

改革红利是怎么实现的

改革红利又称之为制度红利、体制红利，它是通过改革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是，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无一例外都经过了改革的阶段，只有经历了改革才能获得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不改变传统的体制就不会有适合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新体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中国同样如此。资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的红利就无法涌现。以资本为例。资本不足，再聪明的创业者也无能为力，在不少场合，不怕融不到资，而是怕融到资以后不知道如何用好这些资金。有眼光、有作为、有远见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会不会用好手头的资金。

改革红利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调动每一个投资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产权保护便成为关键。没有产权保护就谈不到发展。公有产权要保护，非公有产权同样要保护。无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无论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还是其他无形的权利都应当一视同仁，受到法律保护。法律是公正的，这样社会上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会安下心来，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就充沛了。

改革红利无处不发生作用

体制改革是没有终点的，并不是一次改革就能解决所有体制方面的问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使体制越来越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不断完善体制的例证。

第一个例子，中国于1979年起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农村随之办起了乡镇企业。几年之后，粮票、油票、肉票都取消了，乡镇企业生产的商品进入市场，打破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农村出现了新气象。

第二个例子，改革并没有止步于农村承包制，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市场化和股份制试点的高潮。国有企业纷纷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民间投资创办了不少大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广大农村也出现了外出打工的“民工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中国还加入了WTO，在国际社会引起重视。

第三个例子，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在改革方面继续推进。在改革措施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商业领域内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农村土地确权并在此基础上土地流转；精准扶贫；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保护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的产权。明确以法律为准绳，公有经济的产权要保护，非公经济的产权同样要保护。这样一来，活力、动力就涌现出来了。这就是持续不断改革的成绩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