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超：河长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要求（4）

三、河长制对于中华文明延续的重大意义

（一）黄河生态环境的变迁对文明中心的影响

纵观历史，水土流失、过度开垦和水资源破坏是许多古老文明衰落甚至消失的重要原因。我国历朝历代的都城，从长安迁移到洛阳、开封，再南移至杭州、南京，都是逐水而居、因水而兴。明朝将都城迁至北京，也是因北京有燕山和太行山护佑，是一块水土丰美之宝地。

中华文明中心由黄河向长江逐步转移的最本质原因，就是水土流失。历代王朝注重农耕、大兴土木，以非常错误的生态理念管理土地，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崩溃。引以自豪的秦砖汉瓦消耗了可贵的土壤，叹为观止的木结构建筑和精美绝伦的雕梁画栋消耗了大量珍惜木材，再加上农业上的精耕细作，使得水土流失严重。民谣“阿房出南山兀”、“砍光南山柴、修的麦积崖”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从中华文明兴起至汉唐宋，各朝各代的都城都选在黄河流域。由于气候变化、游牧民族南侵等，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至长江流域。那么，长江文明会不会重蹈黄河文明衰落的覆辙呢？不好说。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河长制是我国几大河文明延续的根本保证。河长制，不仅对河湖采取全方位、无漏洞的管理保护，而且还对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区域和行业进行总体协调，加强黄河、长江、珠江等河湖的生态文明建设。

（二）河长制是对中国水文化的新贡献

从历史上看，水是文化之源，水造就了所有民族的历史，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后，水与文化便须臾不可分离。人水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水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是联系着社会每一个人的全民文化。人类社会的众多行业文化，都是以水文化为存在基础的，所以水文化具有“母体文化”性质，它渗透在许多分支文化之中，并对其产生影响。

“治水社会”理论创始人魏特夫在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在于大河流域在远古时代的大规模治水。他论述中国是世界上主要“治水国家”。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指出：中华文化始于一个个复杂的河流系统。《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认为：中国文明第一次跨越是大禹治水，使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国家形态。中国经济史学者李伯重认为：中国历史有三大奇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长时期的大一统；世界上长期以来拥有最多数量的人口；世界上唯一5000年文明持续发展。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人成功的治水。

中华文明是以治水为开端的。中国文明在黄帝时代是“不成熟的文明”，大禹治水奠定了中国国家文明的根基。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指出，远古中国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要严峻得多。在这片黄色的原野，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之外，还有更大的气候灾难。黄河流域创造了文明，是由于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并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统一的特殊因素。

河长制为历史悠远的中华水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并把这种文化演变成新的制度。我们相信，全面推行河长制，一定会使山更绿、水更清，河湖沿岸生态环境更加和谐、美好。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会通过河长制得到进一步落实，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带来切实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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