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3)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哪些价值理念今天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这是刘梦溪先生此次报告的主题。他认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活力,但社会的泛商业化、泛市场化会冲击文化的基本价值,使社会失范、失德、失敬的价值紊乱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必须重视“敬”“恕”“和”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发挥其对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以文化复兴为前提、为标志,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代价。”

这段时期过去之后,隋、唐开始了。隋唐这个时期,有点像秦汉,隋朝时间短,唐朝时间长,隋唐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佛学。佛学是在东汉25年,由印度传到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有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南朝的梁武帝,非常笃信佛教,甚至不当皇帝想出家。佛学到隋唐的时候有进一步发展,武则天就深信佛教,但是即便是当时佛学发展得非常鼎盛,儒家思想也仍在继续行进。所以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繁荣的一个时期,令人自豪。

宋朝是中国思想很深、很高明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理学,其中一个很纯粹的哲学家就是朱熹。除此之外,还有湖南的周敦颐、河南的程颢程颐、关中人张载等。他们把中国的哲学思想推向一个高峰。所以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者都认为宋代是我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

而到明朝的时候,又一个学说出现了,叫“心学”。它的代表人物是王阳明,他觉得朱熹讲的“理”太复杂,认为万物都在一心,只要吾心清明,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王阳明学说的精髓是致良知,他觉得人的内心本来应该是明澈的,但由于利益以及世俗使这个心蒙上了灰尘,我们要用一种方法恢复人的良知,他的思想在今天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商业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忧虑,人类的怜悯泯灭了,人类的良知蒙上了灰尘。我们用什么办法使人类的那一点怜悯重新呈现、使这种良知重构呢?这需要深深的反思。明代本来很有条件使中国社会向现代发展,在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苗头,城市生活也很发达,城市文化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清代的学术思想主要是考据学、也叫做朴学,有人称为汉学。康熙末年到乾隆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学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典籍重新加以审查,每个字都加以审查,所以清代的小学非常发达。小学是什么呢?是“文字学”,所以你得认字;“训诂学”,你得知道这个字怎么讲;“音韵学”,你还得知道这个字的读音。我们有一些字的读音,秦汉跟唐宋不同,这个历史过程的流变清代学者研究得很透彻。当然,也有人认为清代的学者都钻到这些文本堆里面,他们在思想上没有发出更多的光亮。但这也不尽然,比如戴震,他就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他反思清代最提倡的“理”,甚至提出“理”可以杀人,这个批评很厉害,所以也有光芒。

学术界习惯于把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考据学,这些中国文化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所显现出来的特征,称为中国学术史。

 三、国学的主要内容及核心价值理念

国学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提出来一个反思。如果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么这样一个学术跟中国的一般民众不会发生联系,只是学者们专门探讨的问题,可以成就很多学者,但是跟我们一般的民众不发生关系,跟理工科的人不发生关系,跟很多领域的人都不发生关系。那么国学是什么呢?

20世纪有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叫马一浮,浙江上虞人。他的学问非常之好,有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读过四库全书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先后请当地学问非常好的人教他,两位先生先后都请辞,认为他天分太高没法教。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应科举乡试名列第一名,当年同考的鲁迅和周作人一个第九,一个第十一。

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立刻请马一浮到教育部来当秘书长,但是在北京的时间不到三个礼拜他就回去了。他跟蔡先生发生了争论,蔡先生是新派,废除读经,而马先生认为读经万万不可废,不仅不可废,还建议教育部应该成立一个通儒院。由于这些观点的不同,马先生就回去了,但是他们争论不伤友情。直到1917年底,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又请马先生当文科学长。这次马先生没有来,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他这段话很幽默,意思是说你怎么会叫我到你那里教书呢?按照中国的古礼,要学习应该到我这来,因而就拒绝了蔡先生的邀请。马先生不来,蔡元培才请陈独秀做北大的文科学长。

1935年底,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竺可桢,他是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哈佛大学的博士,国民政府任命他当浙江大学的校长。浙大在杭州,马先生就住在杭州。竺可桢校长一上任没有几天就知道此地有一个学问最好的马一浮,立刻拜访,想请他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去请马先生又被拒绝了。到第三次去请,按照古礼事不过三,马先生有所动摇,但因为一个细节的商量发生问题,也没有到浙大来。

1937年,日本侵华,浙江大学由杭州搬到江西的泰和。此时马先生也不得不逃难,他带着几个私塾弟子、亲戚和一百多箱书,逃难很不方便,所以就给竺可桢写了一封信,要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竺校长如获至宝,立刻派车把他接来。

到了江西泰和以后,马先生在1938年的5月,在浙江大学开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就叫国学讲座。他在讲座的第一次就提出来什么是国学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讲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固有学术太多了,是哪一家学术?儒家?道家?佛学?还是哪个时期的学术?他觉得这个概念太泛。所以马先生提出来如果真正讲国学的话,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叫《六经》。国学就应该是这个,《六经》就是国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最正统的、最原发的学问。这个《六经》跟中国各个时期的学问思想都不一样,它是那些学术思想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孔子、孟子的思想,就来源于《六经》。汉代的经学,就是研究六经的学问。魏晋的玄学,他们在探讨“有”“无”问题的时候,必须追溯到最高的经典。宋儒的文集里面所探讨的很多是关于《六经》,包括对《诗经》的研究、对《易经》的研究。所以《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国最高学问思想最早的源头。而《六经》的一些基本的义理也是中华民族义理的基础依据。《六经》都有一些什么义理呢?《六经》的文本有的读起来比较难,《论语》《孟子》就是《六经》最简要的读本,通过读《论语》和《孟子》,就能领略一些《六经》的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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