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每一次聆听都让人心潮澎湃

走在长征路上，自己写自己的故事总感觉有一种愧疚感，因为发生在这条路上的故事之厚重，任凭再浓重的笔墨也显得清淡。长征胜利八十年之后，我们以一种抢救式的采访，从长征路上那些老人的口中挖掘出鲜活生动的民间口述历史时，总有一种满满的获得感。而这，就是“我们的长征”全部的意义所在，是“不忘初心”最本真的诠释。

达拉河湍急的水流哗哗作响，十米多宽的河面上，一座以石头为基、原木搭就的藏式小桥通向对岸。

“走，咱们过去看看！”2016年7月19日中午时分，我们站在位于迭部县达拉乡距离高吉村不远的达拉沟旁，看到对岸茂密的森林深处坐落着的两处低矮破旧的木屋时，心中不约而同冒出了这个念头。

寻着屋顶飘出的袅袅炊烟，跨过达拉河、脚踩着掉落到地上的野山杏，我们进入了那座木屋，见到了这里的主人冷宝……这样的一种场景，以强烈的代入感将我们瞬间植入“长征”状态！

就这样，在一个好奇的念头促使下，“我们的长征”开始了。那几间低矮的、冒着炊烟的木屋成为我们第一个采访地，冷宝——这位牧牛人成为我们第一个采访对象，在他那里我们也得到了第一条关于此行的采访线索。

当天晚上站在腊子口黑漆漆的天空下，在我们四人团队一次知无不言的讨论中，“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再次如火花般启迪了大家的思路。在后来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上，更是妥妥地成了我们讲述长征故事的题目。

　一

“就等你们呢，一路辛苦了！”一个肤色黝黑、戴变色眼镜、约摸50多岁的男人从花园墙上跳下来，拍拍裤子上的土，笑着向我们伸出手。这是我们抵达通渭县榜罗镇会议纪念馆的一幕。

男子名叫高亚忠、是纪念馆原馆长，熟悉这里的一切，知晓长征与榜罗的人和故事。简单交流后，高亚忠竹筒倒豆子，一边回应我们的诉求，一边说“时间不早了，咱们出发吧！”

沈平波这时跑过来跟我们搭讪，一来二去，聊得不亦乐乎。他从深圳来，一行四人开车从江西开始重走长征路，没想到在榜罗镇与同样走长征路的我们偶遇，大家都很兴奋，又是合影、又是赠书……

看到这个场景，高亚忠多少有点无奈，在之后一天的相处中我们得知，他家里的庄稼快荒了，而他却宣讲长征这份事业抽不出一点时间去搭理，女儿、爱人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他永远都说，“哪里顾得上，很忙，再别打了！”临别之际，老高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明天再不收就真来不及了！

而回到深圳的沈平波又在准备自己的东欧之行，9月底的时候，从爱沙尼亚一直到波兰，他终于成行。回来之后，他住进新购置的大亚湾海景公寓，开始享受新的生活。他在朋友圈写道：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二

一路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在我们的长征路上，那种从第一天就被释放出的新闻激情始终在胸间“挂”着。就像一团火焰，亲耳聆听的每一个长征故事为这把火添柴，每天面对的不同的事与人为这把火添柴，越烧越旺，在革命精神与理想主义的炉膛熊熊燃烧。

这次是跟徐文林第二次见面。2005年一个寒冷的冬日里，哈达铺老街的一间挂着“红军鞋店”招牌的门面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老板就是这个瘦高个、会做裁缝活、从民勤来这里讨生活的男人。十一年之后再到哈达铺，我们专门跟他提前联系，想看看他现在的生活。

这次见面是镇子郊外的一个工厂，经过十来年的奋斗，这个起初拆了自己的棉衣做成布鞋在街头叫卖的男人，硬是撑起了一片事业。现如今，他的红军鞋厂生意遍布多地。“本来昨天已经在去武都的路上了，接到你们的电话又从半路返了回来。”谈起这些年来的经历，徐文林感慨很多，在哈达铺这样一个红色尽染的地方，徐文林所做的只是简单的坚守，但也许就是新时期对长征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无独有偶，哈达铺长征街上一间看似不起眼的诊所，却也与红军长征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如今的主人畅辉民是第三代传承人。一进门，在诊所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他跟一名外国人的合影照片。“这是前两天来这里采访长征的一位德国军事专家。”畅辉民说。80年前的一天，畅辉民的爷爷上门给一位红军首长看病，一位红军战士留下了一把小铜勺作为药资。这把小铜勺现在成为甘肃珍贵的红色文物，而这位红军首长据考证就是周恩来。

离开诊所后，一位当地老乡告诉我们，早年间，畅辉民的爷爷、父亲威望很高，“四邻八乡的老百姓只要一生病，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找哈达铺的畅（当地人念qiang）大夫！”

传承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正是有了这些或许并不经意的，才得以让我们在八十年后依然能寻找到长征的印记，也让“我们的长征”故事更加丰腴、饱满。

三

出发前发到单位工作群的一篇小文阐释了“我们的长征”会去做些什么、怎么做、做到怎样的程度，时至今日，仍然会拿来读一读。事实上，这当中有我们的信念所系，而路上的实践证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是长征精神的引领。

因为带着使命，“我们的长征”就是要去挖掘精彩的故事，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种形式所限，一些故事被隐没于心间，比如那些一路上无私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我们永远心存感念。

至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印象最深的就是后期带病采访，什么状况暂押不表，原因也是至今无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回到兰州的很多天后。刚开始几天，任凭什么都吃不下、喝不下，但我们中有位队员的“战斗力”是超强的，记得他跟老家的大夫打了一个咨询电话，买了一味中药，第二天晚上便端起一个超大碗饕餮起来，我们剩下的三个人忍着极度的不舒服，像看戏一样看着他把那碗（准确地说应该叫盆）面条吞下的时候，莫名想起《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来，如果我们的这位队员有先见之明的话，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后悔，因为当我们三人到了可以正常吃喝的时候，他却又成了那个只能看着我们、一脸痛苦的“唯一的人”。

走在长征路上，自己写自己的故事总感觉有一种愧疚感，因为发生在这条路上的故事之厚重，任凭再浓重的笔墨也显得清淡。长征胜利八十年之后，我们以一种抢救式的采访，从长征路上那些老人的口中挖掘出鲜活生动的民间口述历史时，总有一种满满的获得感。

而这，就是“我们的长征”全部的意义所在，是“不忘初心”最本真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