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庭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儒释道思想的特点（11）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来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已。”（《论语·雍也第六第30章》） 这就是说，当领导的要经常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全心亿意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就是最大的仁！而且达到了圣人的地步！自己想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这不是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双赢至天下为公的思想吗？

不一而足，孔子正面论述“仁”的辞句，有28条之多，如果加上从侧面、逆向方面论述的，那就更多了。此外，《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 《孟子·告子上》说：“仁，人心也。”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人，是指人民大众，爱人民大众，也就是仁了，这是儒家思想的本意。

综上所述，作为孔子思想体系核心的仁，实质上是一种主张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关心每个人的现实权益的崇高人文主义精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尧、舜是最具“仁爱”的典型人物（子曰：‘何来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它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虽然缺乏民主基础，但是，它必竟是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思想潮流，顺应了奴隶解放的历史大趋势，但由于封建主义制度的顽固性，极大地阻碍了孔子仁爱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致使中国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或之后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

5、德治仁政的关键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孔子认为，作为吃国家俸禄的臣或士，应该以身作则，以行动的示范作用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这指明了转变社会风气的关键所在。他说，一个领导人如果自身言行端正，即是不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如果当领导的自身言行不端正，即是下了命令，老百姓也不会听从（“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第6章》）。因此，当领导的，端正自身的行为，对于以德治国有重要意义（“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3章》）。孔子还提出，当领导的还要以自己的行动作表率，行动走在老百姓的前面，并且要永远不要解怠（“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章》）。如果领导人能够带头端正自己的言行，下面的群众谁敢不端正的呢！（“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第十二第17章》）。

因而，孔子认为，实行德治仁政的重要措施是“政在选臣”，即选拔好领导干部，特别别是选拔好朝廷大臣（高级干部），要推荐正直的人，废弃心术不正的人。孔子说，如果当领导人没有贪欲，你就鼓动人去偷窃，也没有人去干这种事。（“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世家第十七》）。

要求从政者品德的全面发展，是孔子德治仁政的重要内容。孔子提出，从政者要尊重五种美德，去除四种恶习（“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五种美德为：

1、君子给人恩惠却不需破费。

2、役使百姓却不会让百姓心存怨恨。

3、有欲望却不贪心。

4、安详坦然却不骄傲。

5、威严却不凶猛。（“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

四种恶习：

1、不事先进行道德教育，犯了罪便加以杀戮，这叫做虐。

2、不提前申诫，马上便要出成果，这叫做暴。

3、随意下命令却要求限期完成，这叫做贼。

4、给人赏赐，当到给时却很吝啬，这叫做小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

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恶”告诫我们，当官与当老百姓，就是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要求，干部要在各个方面做出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不到，但当官者必须做到。可以说，工作八小时以外的兴趣爱好，是检验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的一个重要晴雨表，那些经常出入灯红酒绿高档场所的干部，很难摆脱低级趣味和跳出贪欲的泥潭。孟子说：“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东汉王充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一切从政者都必须把修道德，讲情操，不断完善自己的品格，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