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特殊价值

长征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早已为各方所共识，但是，把长征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历史来分析，研究其思想史价值的论述则并不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长征是一次漫长而紧张的行军，期间并没有产生重要的理论成果，留下的历史文献也很少。但是，思想史分析并不只看是否产生理论成果或历史文献，同时也要分析特定的历史时段或实践对思想发展诸要素的影响。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是一个包含着主体、客体、过程、成果等在内的多要素互动的自主创造性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长征，就是要分析长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进程中各个因素的意义，这种分析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长征的多重价值。

一、经过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逐步走向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最重要的特点和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它在理论上的自主性。理论自主性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关键性标志，没有这种自主性就不可能有独创性的理论建构，而没有独立的理论建构也就不可能有理直气壮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她的成熟与否，尤其是她是否获得独立自主性，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能否顺利进行，能否形成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实际上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双重依附性。从国际方面来看，在组织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缺乏组织上的独立地位和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从国内方面来看，在党际关系上虽然提出要保持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但在具体实践中缺乏独立性的决策主张，特别是缺乏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意识。这种依附性同理论上的不成熟直接相关，由于自身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难以形成独立性的理论建构，在重大问题上也就失去了自主性的话语权，包括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道路等重大问题，都只能听命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或其代表。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走向反动之时，中国共产党无法采取有力对策，大革命迅速走向失败。对此，刘少奇曾说道：“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这个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1]（P220）

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打破对国民党的依赖，提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但是，这种独立性是很有限的，虽然打破了对国民党的依附，但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却更加严重，重要会议、重大人事变动、路线方针政策，乃至于一些具体政策、斗争形式、地方性探索等，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甚至决定。八七会议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直接掌控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关于土地革命的方案一提出就被罗米纳兹直接否定，连讨论都不允许；六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控下，严重违背组织原则，把缺乏中国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人直接扶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根本不顾实际情况，按照教科书和俄国经验进行指挥。在此情况下，党的主要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严重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奉若神明，而独立自主地立足国情实际的探索则受到压制，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很难承担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责任。

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基本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限制，以独立自主的精神确立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开始实现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转换，党和革命的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自主性真正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开始走向成熟。

首先，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会议即通道会议，否决了李德、博古的意见而赞同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磨难中逐步反省，不再迷信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教条主义者，转向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国情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是一个虽然艰难但却十分可贵的重大变化。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加大了中共中央自主决策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集体觉醒的步伐越迈越大，更加走向独立自主。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教条主义者和外国顾问的崇拜，初步形成了能够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独立决策的领导集体及其领导核心，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重大决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战胜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左”倾教条主义。从此之后，党获得了组织上、思想上的自主权，真正能够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理论探索。即使后来又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不能够像过去那样直接干涉中共的重大决策，并基本上尊重中共的选择。由此，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组织主体得以产生，并逐步走向成熟。

其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领袖主体基本形成。党的领袖群体成熟与否，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产生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人，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在理论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都不成熟，加上主要领导人的家长制作风和外来力量的干预，中共并没有形成真正的领袖群体，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方面没有产生重大的、系统性的理论成果。八七会议到长征之前，中央领导人基本上都由共产国际决定，缺乏独立思考的教条主义者往往占据领导地位，他们不可能有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成果；而那些有独立思想的领导人如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往往受到排挤甚至打击，他们的那些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探索成果不能在全党得到推广。长征使这种局面得到了彻底改观，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形成了中共的领袖群体，并在长征中逐步得到全党认可。长征之后，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步伐日益加快，思想观点不断丰富，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王稼祥等人也进行了多方面理论探索，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领袖主体日益成熟。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群众主体逐步发展壮大。一方面，通过对长征前后的比较和反思，广大指战员的理论鉴别能力得到了提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抵制教条主义以及其他不正确思想的自觉性得到了很大提高，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另一方面，长征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更多的群众了解了中共的理论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群众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传了党和红军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向中国人民宣传了党和红军的理论和道路，让中国人民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才是解放中国人民的道路，它把党的思想像种子一样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二、经过长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逐步在全党获得认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不断通过理论武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化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处，日益成为群众的自觉追求，转化为他们的社会实践，并通过实践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正是通过这种理论传播和思想共识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能够从思想家的理论上升为群众的实践，实现理论掌握群众、指导实践的目的，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

长征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P77），创立了思想建党学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上的理论创新，并把这个理论加以实践，创办党团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政治形势、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他科学回答了红旗究竟能打多久、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重大问题，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了红色割据政权的发展前途，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1930年1月，在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周恩来后来指出，“到给林彪的信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3]（P179）。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2]（P109，111-112，115）这些科学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而没有在全党得到传播、推广，更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特别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理论成果被作为错误理论而受到排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批判的对象。

在长征过程中，经过实践洗礼，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首先在党内高层获得了普遍认同，进而在广大指战员中形成了共识，成为引领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指南。通道会议在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时，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主张放弃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表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开始得到中央高层多数领导的认可。通道会议后红军向西进入贵州，虽然博古、李德继续命令部队准备同二、六军团会合，但中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对这些指示的认可度已开始下降，开始向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上迅速转变。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领导的赞同，会议以集体决议的形式否定了李德和博古的意见，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长期在痛苦中经受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集体觉醒之路。遵义会议虽然只是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启动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战胜了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之后，毛泽东的主张成为指导行军方向的主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逐步在全党得到认同。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深刻总结，形成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初步得到系统化和理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越来越得到全党认同，逐步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理论任务。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理论著作，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并在党的七大上写进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