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从“量”到“质”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

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三农”工作都提出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质增效。我的理解是，和过去相比，我们的农业在数量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怎么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怎么才能够生产出让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这是中国农业面临最大的障碍（问题）。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很难。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一些家长们一出国就“抢”人家的奶粉，怎么才能让中国的消费者认可国产奶粉？工信部已经出台了相关文件，解决婴幼儿奶粉质量问题有一个最核心的指标，必须自建自控奶源。“万头牧场”做出来了，但是一万头奶牛养在一起是什么概念？湖北有几个村的农民把奶牛场给围起来了，要求必须把牧场关了。为什么要关牧场？牧场养了一万头奶牛，周围几个村一到夏天臭气熏天。养殖业在美国等国家是要远离人群的，我国各个地方人口密度大，没法远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还好一点，一旦把这些奶牛集中到一块，就会出现问题。另外，我国有2.3亿农户，想提高农产品质量首先要标准化。怎么让2.3亿农民按照一个标准来生产？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所以，这也是2017年一号文件提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让中国农民提高农产品质量。首先要进行农产品质量的标准化，按标准生产才能有质量。标准化之后怎么做品牌，怎么提高规模？这几个问题都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讨论稿）》，提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上海产品的质量为什么比较好呢？因为上海的消费者可能是中国最挑剔的消费者了。前几年，有上海人跑到日本买一万多块钱的电饭煲，我就很纳闷。但是，我去日本开会发现日本的米很好吃，为什么很好吃？可能跟电饭煲有关系，但是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日本的稻米从一开始就很注重品质。日本的稻米比我国要贵10倍。我有一次到日本参观了一个养鸡场，我发现养鸡场竟然用稻谷喂鸡。我说，你们怎么能那么奢侈呢，养鸡场还喂稻谷啊？养鸡场的人说，日本这些年稻米过剩。据说，稻米亩产量600斤以下的人吃，亩产600斤以上的，就喂鸡了。加上日本一直重视稻米的品质育种，再用一个好的电饭煲，这几个因素使米饭特别好吃。我想，我们国家的农产品第一步是把填饱肚子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是怎么能生产出虽然价格很贵但也有人买的满足“质”的产品。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班里面的同学们穿的衣服都差不多，但是现在的大学生花花绿绿，都穿得很有个性。我想，中国的农产品大概相当于80年代时候中国的衣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有衣服穿就不错了，还要什么牌子。后来，各种各样的品牌就出来了，有些衣服可能好几千，有些衣服可能几块钱、几十块钱，大家的选择也不一样。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农产品我觉得也是这样，现在都是“大路货”，都是很便宜的，再过几年，可能同样的大米有的一斤几十块钱、有的一斤一块钱。能成为品牌的东西，质量就好一些，我国农产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品牌。现在，我们学院有一个试验基地叫小毛驴市民农园，所有生产的蔬菜都不用任何化肥农药，通过订购送货，价格比一般从超市买的要贵一倍。虽然从试验区买的东西没有超市的光鲜，价格又贵，但很多家长愿意买，因为它“心里美”——不用任何添加剂、不用任何农药化肥，可以放心地吃。我想，像这样的东西以后会大量的发展。现在，我国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经历的环节太多，生产菜的人、养鱼的人不知道谁在吃他的菜、谁在吃他的鱼；同样，消费者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鱼和菜是从哪来的。2016年，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部委出台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推动农村全产业链发展或者叫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日韩大概在1996年做了“第六工业化”，希望农民在生产的时候做大到一定规模，并把流通、销售等环节都做了，消费者可以直接知道产品是谁生产的，生产者也知道消费者的市场在哪儿。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方向。但话又说回来，北京大部分的菜来自山东，但每家每户几个大棚的菜自己拉到北京去也不可能。那么，怎么办？这时候，一个农民不行，但一个村里面的几千亩地成立一个合作社，在北京的超市或农贸市场自建摊位，这样就可以做出品牌。我认为这种形式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因为全产业链很容易做品牌，也容易可追溯，能够让消费者放心，但这也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六大措施。

第一个措施，适应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把提高农产品质量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第二个措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优化经营结构，把促进规模经营与脱贫攻坚和带动一般农户增收结合起来。中央关于土地“三权分置”的文件在2016年终于出台了。2007年的《物权法》规定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是一个物权。现在，我国有2.78亿农民在城市打工，国家希望那些已经到城里打工的农民把家里的地置换出来。但是中央也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村里面的地让村里面的亲戚朋友种还能种粮食，一旦让资本下乡来种，基本上都不可能种粮食。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搞适当规模经营。我的理解是，适当规模经营的地租给谁？在一个村庄内部的农民之间租，这可能是被鼓励的；但是外来资本下乡的话，要由农业部门来审核。审核的原因是一般情况下，资本租了地之后不大可能从事种粮生产，因为种粮连本都赚不过来，所以一般资本要搞旅游农业、观光度假等。所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究竟推到什么程度，以后是不是还有承包经营权退出问题？这个问题与城镇化是连起来的，有些农户全家都已经确定到城了，不再回到农村去了，怎么来收回他们的承包经营权？我们已经把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变成物权了，但农村的土地还是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集体有权进行收回发包并处置这些农村土地。

第三个措施，立足比较优势，优化区域结构，重点建设好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这实际上是农业的一个特点，追求规模效益。农业什么都做是不行的，一个县或者一个镇发展一种东西容易搞出名堂来，就像平谷的大桃、山东金乡的大蒜，这最早是从日本的“一村一品”开始的。前几年，全国各地都在做，比如土豆都，全县种了几十万亩土豆；在东北，有的地方专门做驴都，因为驴有阿胶，还有驴肉。还有农产品功能区，比如新疆，日照时间特别长，棉花、大枣、葡萄都种得特别好。这就是所谓的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这是一个趋势。

第四个措施，加快科技创新，增强农业发展动能，调整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农业的发展必须要靠科技。举一个西瓜的例子，过去的西瓜都在地下长，但是我到山东寿光去，发现西瓜都在空中长，长在两三米高的地方。这样，即使缺地，也可以种西瓜。作为一个搞农业人，我去过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有的地方专门生产黄瓜，就会搞各种各样黄瓜的展示，甚至有黄瓜博物馆，让人大开眼界。还比如玉米，实际上玉米有几千种，这些东西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怎么能让技术成为生产力，这是下一步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