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酉民：“两个一流”建设要防止潜在老问题

1月24日，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标志着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入操作实施阶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依赖工程或项目推动，形成了固定思维，一时间，高校各类争创“两个一流”的策划和活动“蜂拥而起”。本文以冷静和建设的态度，提出在“两个一流”建设中需紧紧锁定大学之本，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良性生态的形成。

“两个一流”建设序幕已经拉开，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自不必多言。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防止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影响包括五个方面。

防止为一流而轻视本科教育

第一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在追逐“两个一流”的显性指标中，有意无意地轻视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这是因为大学存在之本的教育很难量化和度量，所以很多“两个一流”指标都与科研挂钩。

例如，世界一流学科排名的基本评判指标是：一流的科研生产力（看论文发表数量）、一流的科研影响力（看论文被引用次数和高被引论文数）、一流的科研创新力（看专利数和热门论文数）、一流的科研发展力（看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等等。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含1%）则为世界顶尖学科；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1%至5%（含5%）之间则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学科；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5%至10%（含10%）之间则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学科。这些指标很少涉及教育。

在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美国，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重建本科教育”近年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中国，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强调教育在“两个一流”建设中的地位，例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就曾发表文章指出：一流本科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纵观国外一流大学，不论是学科专业特色突出的学院，还是综合实力突出的大学；不论是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还是国际有影响的公立大学；不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无不将本科生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甚至连大学校友会和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也放在本科毕业生这个群体上。这种现象的存在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因此，在“两个一流”建设中，这一对本科教育的潜在影响不可轻视。

防止浮躁之风加剧

第二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会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的浮躁之风，使原本比较落后或不受重视的教育的处境更加恶化；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在强有力的多方支持下穷于应付，难以精心地专注于研究和创新，发表文章很多，科研成果也不少，但突破性的不多；使本应宁静的大学校园日益失去其应有的氛围。

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各种工程的驱动下很多数量和指标急剧发展，但整个高教届渐渐失去了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和践行。加之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干扰，教育包括政府资源配置方式和大学发展战略常被误导。现在高教同行在工作和会议中张口闭口各种指标和不计其数的类似“千人”“长江”等人才数字，少有思考什么样的学生能够立足于未来和这个时代大学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好老师。各种教学评估、竞赛和工程层出不穷，但却漠视现在的学生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大学如何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学习。虽然说国家对高教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和资源，但我们听到或看到甚至直接体验到的是这些年来高教发展中存在的很多奇怪现象，例如对高教改革失去方向的批评，对大学做跟班式科研的无奈，对海归人才质量的质疑，以及“两个一流”主导下各高校对学科大拆大建甚或重新包装等折腾的抱怨。如何利用“两个一流”建设战略规避这样的弊端应引起各方的关注。

防止违背教育与科学规律

第三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可能违背教育与科学规律、瓦解大学和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强调在推进“两个一流”中突出一流学科建设，这当然有利于让优秀学者找到归属感。但许多学校为了进入“两个一流”的篮子，不是潜心按照科学规律稳步建设，而是过分拼凑和包装，甚或砸重金从别的高校“买”一个学科来，以超常的方式从国外“吸引”人才；另外，过分依赖老院士、名教授、“海归”的名声和成就或高产能力，而不是重视学科的系统构造和加强后备队伍建设。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虽然某个学科可能会突飞猛进，但整个学术生态的提升可能孕育更多优秀人才和学科，也可能使重大发现和大师不断涌现。

人才学和人类历史不断证明，杰出人才和重大科学发现大都是冒出来，在可自由追随自己兴趣、能长期静心钻研的生态环境中，伟大人物和重大的发明创造便会层出不穷。但我们目下习惯的以工程配置资源的机制、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体系、重选拔轻土壤的各类人才工程虽然也可能浇灌出几颗苗甚或大树来，但却失去了大树成林的机会。而这极不利于大学和学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