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走近先秦诸子，揭开庄子身世之谜（3）

其实大量的民族记忆、民族想象都是通过口头传授的，比如黄帝的传说，尧舜的传说，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些传说实际上早就存在了，什么时候记录的？我们的疑古学派有时候走进了一个误区，他们认为这些传说是先秦诸子伪造的，而实际上这都是民间的传说，诸子正是利用它们来创造自己的学问。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走了几万里，到处的人都在讲黄帝、尧舜，这就是民间的资源，民族对自己的部族始祖的一种记忆。包括现在的苗族，在苗族的古歌里，讲蚩尤是他们的祖先，他们认为人类文明三祖是炎帝、黄帝、蚩尤。清朝初期康熙年间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毛奇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记载的不等于不存在。“六经无髭髯”，髭就是上嘴唇的胡子，髯就是络腮胡子。“六经”里面没有“髭”字和“髯”字，但是中国人的胡子绝不是汉代才长出来的，是你认为有价值的时候才记载的。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左传》没有记载他，所以疑古的先生都认为孙武是子虚乌有的人，因为吴楚柏举之战有记载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吴王阖闾，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吴王的弟弟夫概，而没有孙武。因为孙武是客卿，不是重臣，不像伍子胥是相，是帮助吴王阖闾上台的重臣。官方的文献很可能不记载参谋长或者高级参谋、军事专家，而把功劳都记在国王的身上。但是先秦的兵家文献记载了，《尉缭子》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他是谁呢？是齐桓公；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是谁呢？是吴起；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是谁呢？是孙武子。柏举之战，孙武指挥吴国的三万军队对抗楚国的二十万军队，他开始是坐在船上溯淮河西，楚军就张着口袋准备让他钻进来，但他突然中途把船抛掉，直插楚国首都，等楚军回援的时候，再打伏击仗。这种打法，就是孙武的打法。所以我们要关注民间的问题，关注不同文化层次的问题，才能走进诸子。先秦的书，《老子》是最早的，五千字，《孙子兵法》是六千多字，《论语》一万三千字，在当时就是很大的书了，《庄子》是六万六千字，共三十三篇，内篇七篇是庄子做的，外篇十五篇是别人所记的，还有杂篇十一篇是后学所做的，但是这个说法可能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这些书影响了中国，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研究先秦诸子，就是研究自己的DNA。先秦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先驱率先开展思想的原创，朋友则转过身来启发文明的对话。我们面对诸子，应该做的事情，乃是沟通诸子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深入地进行原创的对话，以对话开拓新的原创。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其中的关键，是使这些先驱和朋友真正在场。在场的要义，在于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

我们要走近诸子、还原诸子，首先要追问：诸子是谁？他们为何把著作写成这个样子？这就是研究诸子的发生学。比如庄子是谁？这个问题，二千多年就没有弄清楚。司马迁叙述先秦诸子，对庄子只作附传，附在《老子韩非列传》，非常粗略地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蒙地在宋国（河南商丘）的北部，漆园吏就是乡镇里种漆树、造漆料的小作坊的账房先生，恐怕连个股长都够不上。细读《庄子》就会发现，庄子的家世蕴藏着二千年来被忽略了的三个未解之谜：

（一）庄子家贫，到了要向监河侯借粟为炊的地步，监河侯推托“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庄子就以涸辙之鲋（鲫鱼）作比喻，说“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他是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那么他著书时“其学无所不窥”的博学何从谈起？当时可是学在官府，施行贵族教育。把官学变为私学的孔子，可没有收过一个弟子叫庄周。

（二）他出任一个小小的漆园吏，职位可能还不比现在的股长，那么他又哪来资格与那些王侯将相对话，而且衣冠不整，神情傲慢？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若无相当的身份，恐怕早就受到驱逐或拘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