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走近先秦诸子，揭开庄子身世之谜（5）

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非常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他们主要的是面对非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文化怪圈，总觉得诸子喜欢假托，或无中生有地造假。以往未见于文字的民风民俗和口头传统，沉积深厚，一旦被诸子著录为文，精彩点化，就令人惊异于闻所未闻，造成巨大的思想学术冲击波。春秋战国之世彪炳千古的思想原创，与此关系深刻。我们知道，庄子丧妻时的“鼓盆而歌”颇受儒者诟病，但这也事出有因，它与楚国的原始民俗存在着深刻微妙的关系。据《明史·循吏列传》：“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这么一句话，就足以使我们把庄子鼓盆而歌，与古老的楚地原始风俗联系起来。对此，清同治五年湖北《长阳县志》卷一可以验证：“丧次擂大鼓唱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这些风俗记载尚多，如湖北有一首《竹枝词》：“家礼亲丧有法程，僧巫那得闹书生。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歌唱到明。”这里的丧礼唱歌，已掺入了佛道宗教因素。此外，贵州、浙江、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不乏此类风俗。这种到明清时期犹存楚地的古俗，说明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出自家族风俗记忆，因为在古中国的习惯中，其他生活方式或可随乡入俗，惟有“丧祭从先祖”，这个惯例是不能随便变更的。根据我的考证，庄子老婆六十岁死，在古时已是长寿，鼓盆而歌，也表达了庄子对老婆长寿而终，感到的安慰。只不过也许庄子流亡异地，家穷，无法邀集亲友或延请巫师击鼓歌舞，只好独自拿起盆子敲打唱歌。

从庄子向惠子阐述为什么“鼓盆而歌”的原因来看，庄子已将古俗哲理化了。在反省人间生死哀乐之中，庄子提炼出一个“气”字，从而把溟溟漠漠之道与活活泼泼之生命，一脉贯通。他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对生死一如的生命链条作了这种大化流行的观察之后，庄子得出结论：“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篇》）庄子看透了人之生死只不过是天地之气的聚散，通晓了万物皆化的道理，所以，在鼓盆而歌的行为中，便自然蕴含着见证天道运行的仪式。

比较起来，庄子写他的祖籍地楚国，与写他的居留地宋国的态度和手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写楚国，他灵感勃发，神思驰骋，心理空间似乎比宇宙空间还要无际无涯；写宋国社会则似乎回到地面，描绘着各色人物的平庸、委琐、狭隘、甚至卑劣。“月是故乡明”的那轮明月，似乎沉落在污浊的水坑中了，需要那只在泥泞里拖着尾巴的乌龟去打捞。宋国本是商人的后代，大概多少懂一点生意经吧，但在庄子的描绘中，他们简直是生意场上的笨伯，脑筋死板而封闭。庄子行文，有时涉笔成趣，随手拿宋国人开涮。《逍遥游篇》有这么一句：“宋人资章甫适诸越，越人短发文身，无所用之。”把殷商时期留下来的士人礼帽（章甫），拿到越国那个断发文身之地去推销，可见宋人做生意不看行情，闭塞到了连蛮夷之地的服装、礼仪习俗与中原不同，都不明白。

地理也能为诸子学说的发生，提供思想形式创造的基地。庄子留居蒙泽湿地，他的文章来自水木丰茂、百物繁滋的湿地林野，携带着湿地林野的物种的多样性，携带着湿地林野文章的清新、奇异和神秘，是文人呼吸着湿地林野空气的适意悟道的写作。庄子寓言写树大多辨析有用无用，写动物则涉及世相百态、道术百端。树木无言，动物有性，它们都是那位蒙泽湿地少年的沉默的、或调皮的朋友。庄子最喜欢的动物似乎是鱼和蝴蝶，往往用之自喻，庄周梦蝶，濠梁观鱼，成了尽传庄生风采的千古佳话。对于猴子，庄子多加捉弄、嘲笑，说它不知礼义法度。猴性活泼而浮躁，总是上当吃亏。人性本能取法猴性，应该有一种万物不足以挠心的定力。庄子认为：“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他是推许“用心若镜”，不取于心猿意马。

虽然对动物有喜欢、有嘲笑，但庄子对之浑无恶意，更多亲切、平等的感情。庄子有一个广阔而繁盛的动物世界，既有鲲鹏、鵷鶵，也有斥鴳、鸠雀；既有虎豹狼狙，也有马牛龟蛇；既有螳螂井蛙，也有蝉蝶豕虱。他似乎喜欢独自漫游山泽林间，自小就因出身流亡家族而缺乏邻居伙伴，因而对林间百物是如此知根知底，知性知情，随手拈来，喻理证道，恰切、灵动而别有一番机趣。这块蒙泽湿地，使庄氏家族获得了避开政治迫害的生存避风港，也使庄子思想获得了一个有大树丰草、有蝴蝶、有鱼、有螳螂、有蜗牛的梦一般的滋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