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走近先秦诸子，破解千古未解之谜（11）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思潮的启发，《墨辩》声誉鹊起，《大取》《小取》二篇也列入其中。梁启超有感于胡适的心得，认为墨子十论是“教‘爱’之书”，墨辩六篇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理性”。此波愈涌愈烈，以至推崇“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个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杨向奎：《关于研究（墨经）的讲话》）考察《墨辩》诸篇的发生，有必要搜索墨子思维方向的一次重大转换，由青壮年时期的满腔激情，到晚年充满悟性和理性的冥思。其转捩点隐藏在汉代邹阳的一句话中：“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一次牢狱之灾，是可以促使人对于前此的人生和思想进行反思。墨子六十余岁被囚。人到晚年，激情化作理智，墨子被囚前可能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学说。被囚中，苦思冥想早年百工众艺，以及日常事例、学理辩论的深层原理。出狱后，再也不能自由出入宋国；至于楚之北境，鲁阳文公受封于白公之乱（公元前479年）其父司马子期殉难前后，当比墨子长二三十岁，此时当已作古，因而也不宜再到其封地。即是说，墨子《经》上、《经》下的构思写作，可能在自宋出狱后，不再能留宋或入楚，唯有返回鲁南鄙故里之时。

从年龄心理学看，人在晚岁，往往津津有味地反刍早年的经验。人在捡拾早年的脚印中，捡拾青春的梦。墨子囚后返乡，旧雨重逢，朝花夕拾，许多当年的得意之事和幼稚笑话又何尝不可作为谈资？不要把草根圣哲看作不食人间烟火。当年能工巧匠师徒相授，不乏绝技和秘诀，窥探这些绝技秘诀背后的原理，也是人生之乐事。因此，百工之技，绳墨之学，融合着民间能工巧匠世代相传的智慧，成了墨子《经》上、下对百科技艺进行思考的切近而稔知的资源。而且百工技艺，也是凿山开渠、治理洪水的大禹所推崇的《周礼·考工记》说：“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墨子之高明，体现在由家常日用、百工之艺，凿空通向科学的通道，绳墨之学的抽象化或数理化延伸就是几何学。这是一种由经验上升为数理的科学主义的智慧。

文化地理学的角度，不仅对于破解诸子文化基因的来源，效果明显；而且对于解释诸子的想象方式和理想追求，也可以得到深入一层的收获。老子有一种“复归于婴儿”的思想，就是返本归真，复归生命的原始。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要复归社会生命之原始。我们再来看一看庄子的理想方式。尽管宋国政治没有接纳庄子，但蒙泽湿地接纳了庄子。《马蹄篇》论“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就与这块湿地的原始生态有关。接着这样描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而窥”，“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所谓“至德之世”讲的是社会理想，一如老子讲的“小国寡民”含有老子对童年氏族生活的记忆，庄子对未来理想的构设，也嵌入美好的童年记忆的因子，在山无路、水无桥的蒙泽湿地里，可以同山禽野兽游玩，还可以爬上树枝掏鸟窝，他崇尚的是一种未被社会异化的自然人性。

小结

以上讲了先秦诸子研究中四个问题：走近先秦诸子，还原历史现场，破解千古之谜，重绘文化地图。这四个问题是互相关联，融为一体的。走近诸子，就是走近他们所处的历史现场，还原现场才能破解千古之谜，谜团破解了，文化地图自然也就变得清晰起来。反过来，以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年代学、职官与姓氏、考古与文献等角度重绘文化地图，就可以厘清千古之谜由何产生，就可以还原历史现场，自然也就能够走近先秦诸子。在这四个维度，贯穿着一个核心的思想：还原诸子的生命过程。这一点就与现代文化建设联通起来了。经过这番还原研究，我们就可以用熟悉的、真确的、甚至亲切的姿态，与先秦诸子进行深度的文化对话，追问他们为我们这个民族注入何种智慧，他们在创立思想时有何种喜怒忧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中他们提供的思想智慧有何种是非得失，在现代大国文化建设上这些古老的思想智慧如何革新重生。有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既然经过还原研究，与先秦诸子机锋相投，那就会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在人生路上，或者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无论风雪雨晴，都有一批高智慧的圣贤时时光临你的心灵，这将是为人在世享受不尽的莫大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