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走近先秦诸子，破解千古未解之谜（6）

还原文化现场，解读韩非子、老子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有两次重要思想家的聚会，一次是春秋晚期，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这是启动以后三百年中“百家争鸣”的关键；另一次是战国晚期，韩非和李斯拜荀子为师，这给三百年的“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两次聚会，以往都是争论不休的糊涂账，或者尚未破解的千古之谜。今天只讲后一次聚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那么，韩非、李斯是多大年纪、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当了多少年荀子的学生呢？二千年来，人们找不出材料加以证明。战国晚期三大思想巨擘聚首于楚，乃是思想史上大事，有必要恢复它的历史现场。

关键在于考定韩非、李斯拜荀子为师的年代。清理荀子生平，他五十岁在齐襄王时代才游学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在孟、庄之后已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其间他曾游秦见应侯，不能说他无意于秦。由此在稷下受谗，为楚春申君聘为兰陵令，时在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荀子在楚又受冷箭，辞楚归赵，再应春申君招请，已是两年后了。此时荀子作《疠怜王》之书，以答谢春申君，见于《战国策·楚策四》，而《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也收录此文。一个令人迷惑不解而长期引起纷争的问题是：此文的著作权属谁？如果考虑到荀、韩之间的师生关系，就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韩非所作，《战国策》把它误安在荀子的名下；二是韩非抄录老师文稿，而混入自己的存稿中；三是荀子授意门弟子韩非捉刀，而弟子有意保存底稿，留下一个历史痕迹。

仔细比较《楚策》和《奸劫弑臣篇》略有文字差异的《疠怜王》文本，觉得上述第三种解释较为合理。原因有五：

一是《楚策》本比《韩非子》本删去一些芜词，文字更为简洁。而且改动了一些明显带法家倾向的用语，如：“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年长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改成“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改掉了“御其臣”“得势擅事”等法家惯用词语。

二是《楚策》本在修改《韩非子》本时，增加了“春秋笔法”，把“劫杀死亡之主”“劫杀死亡之君”中的“杀”字都改作“弑”字，把弑齐庄公之崔杼称“崔子”的四处删去二处，改为直称其名“崔杼”二处。这些都可以看作起草者有法家倾向，改定者为儒家老师，精通“春秋笔法”。

三是文中采用的一些历史事件为荀子熟知，而为《韩非子》它篇未见，当是老师口授，弟子笔录的。比如崔杼弑君的细节，可能记录过详而作了删节；李兑在赵国掌权，围困沙丘百日，饿死主父（赵武灵王），乃荀子青年时代在赵国所知。尤其是淖齿在齐国受到重用，竟把齐闵王的筋挑出悬在庙梁上，使他宿夕而死。此事发生在荀子到稷下之前几年，此前未见史载，也未见于《韩非子》它篇，当是荀子初到稷下所听到的宫廷秘闻。这都是说明此文经过荀子口授。

四是本文用“疠怜王”的谚语作主题，乃是儒家的命题，而非法家的命题。《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战国策》鲍注：“疠（癞也）虽恶疾，犹愈于劫弑，故反怜王。”也就是说，当国王比起生恶疾，还要难受，还要危险。只有儒家想当王者师，才会如此说三道四；法家是王之爪牙，甚至国王“头顶生疮，脚下流脓”，也要当国王的狗皮药膏的。这样的主题岂是崇尚君王权威的韩非所敢说、所能说，实在是老师大儒如荀子，方能出此狂傲之言。

五是《楚策》此文之后，还增加了一篇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袆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妹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又引《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赋为荀子创造的文体，引《诗》述志是荀子常用的手法。因此，当都是荀子改定时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