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外”的海子

2017年3月,这是诗人海子出生后的第53个年头,也是他辞世的第28个年头。

3月23日,海子生日的前一天。海子的三位生前友人——孙理波、常远、马深,来到北京方家胡同的一个文化沙龙,与一群诗歌爱好者们共同怀念海子。不过,这次的主题,并非是探讨作为诗人的海子,而是回忆关于海子“诗人之外”的生活。

“时髦青年”

在海子短暂的25年生命里,最后的时光,都集中在北京昌平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宿舍楼区中。而孙理波、常远和马深与海子的交集,也主要是在这个时候。

一些分析海子的文章,曾经把他在昌平的这段生活形容得苦闷而压抑,说海子“贫苦而孤独”“海子不会唱歌、不会骑自行车、不会跳舞、不会做饭”……对于这些描述,当年和海子同住在昌平西环里小区15号楼的孙理波和常远都不认同。

“说贫穷?当时政法大学开的工资还算可以了。只不过海子老家那边生活比较困难,他要经常寄钱回家,也就是这方面负担比我们多一些。”孙理波回忆说,当时他们的生活主要开销,除去吃饭等日常花费之外,主要就是买书,“我当时屋里有两排铁质书架,书还没放满,还堆了些杂物。而海子屋里有四排书架,里面摆满了书。可见海子至少在买书方面花钱比我还多。”

“至于‘孤独’,也许这只是海子作为一个诗人,在精神层面的一个状态吧?”孙理波说,他和海子每周都会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两三次。每个月,孙理波和海子还会在昌平电影院至少看一两次电影。海子还买了介绍外国电影的杂志来看,“有文章说海子在昌平五年只看过一次电影,这是不对的。”

孙理波偶尔去海子的屋里,而海子的书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海子有两个写字台,一个用来写作。一个堆放稿纸。海子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书桌上的东西都摆放得很整洁。”孙理波说,海子并非如同人们印象中的诗人那样“邋里邋遢”“不修边幅”,而是个非常整洁的人,“空酒瓶在厨房里摆放得整整齐齐。”至于衣着方面,当年孙理波和海子一起出门,海子喜欢穿西服、牛仔裤,西服里还衬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当时一般穿毛衣也就穿个蓝色、黑色。海子因为穿红色毛衣,还被学校老领导隐晦地批评说:‘你很时髦啊。’”孙理波说。

文理兼修

海子和孙理波同为1983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常远则是在1985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不过,在一年之前,还是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大三学生的常远,就和他的同学马深认识了海子。不过,不是因为诗歌。

在西北政法学院,常远和马深响应钱学森“要把系统工程应用到各个领域”的号召,创办了《探讨:跨学科法治系统研究》的学术杂志。而当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成立了一个法制系统工程研究会。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把研究会在一些学术研讨中形成的一批论文寄给了常远他们。这批论文中,一篇名为《从突变理论看国家产生形式和法的作用》的论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突变理论’是一个数学理论,是研究非连续性变化的。当时我们看到这篇论文就觉得耳目一新,在当时那批论文中,这篇论文的水平应该是极高的。”而这篇论文的署名,便是“査海生”(海子的原名)。

这一年,常远和海子通了几次信,都是探讨学术问题。直到第二年4月,常远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法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才见到了海子本人。这时候的常远,也才知道海子是个诗人。巧合的是,常远在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他的宿舍楼和海子还正好在一个单元里。两个人便经常一起吃饭、聊天、交流,“我们很少聊诗歌。”常远回忆,当时和海子聊得比较多的还是学术方面的东西。海子还送过他几本书,“第一本是关于数学的突变理论方面的书,第二本是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两个海子”

对于海子的文理兼修,马深也体会颇深。1986年,在甘肃工作的马深来到北京做一些学术探讨的工作,就住在了老同学常远这里。常远自然要引荐马深和海子互相认识。“海子知识积累很多,天文地理生物化学文史哲都有涉猎。”在和海子聊天过程中,马深对于海子的学识广度非常惊讶。而海子对于东西方的宗教,以及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的痴迷,也让马深印象深刻。

第一次去常远家见马深的这个晚上,海子从自己家里带来了几袋酸奶,和一盘炒好的辣椒。“这个辣椒,是把长的绿色尖椒切成一圈一圈的,先在油里过一下,然后放糖、再放盐、最后还要放点儿醋去炒,做出来挺好吃的。”常远回忆说,海子后来还教过他们做这个菜,“海子做饭还不错,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是个挺热爱生活的人。”

在马深看来,这样一个带有些烟火气的世俗生活中的海子,和那个作为诗人的海子差别很大,似乎是有“两个海子”的存在:“海子写诗不是逼着自己写的。有时候,他会跟你聊着聊着‘来诗了’,就一下子扑到桌子上记下来。”

马深和海子一样,都是安徽老乡。因为拥有浑厚嗓音,马深对诗歌朗诵颇有爱好。“一个喜欢写诗,一个喜欢朗诵诗,你俩还真是有缘。”常远说,当年他们还曾有过计划:如果海子的诗歌能出个磁带,一定要找马深来录音。

“复活”情结?

1989年的3月26日,是海子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在常远看来,海子选择在这一天告别,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

“海子送过我一本书,德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莱辛的《拉奥孔》,这本书的附录2里,有莱辛给尼柯莱的信,这封信的日期是1769年的3月26日。”1769年的3月26日,是西方的复活节。而同样,1989年的3月26日,也是复活节。而更让常远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天在中国农历,都是二月十九日,是佛教中的观世音的生日,“后来我让我的学生建模推算了一下。近1000年来,只有这两天既是复活节,又是观世音的生日。”

常远想起海子的诗《春天,十个海子》,开篇便写道:“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孙理波则想起了1987年4月14日,他和海子一起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买书。海子极力怂恿他买下德国作家黑塞的作品《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两人在学院路小月河边草坪等待回昌平的班车时,孙理波让海子在这本书上写几句话。海子提起笔来,写下了这样的话:

“今天天气很好!我想,我应该生活在中世纪。我想,快到复活节了!”

“复活”对于海子意味着什么?这仍然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