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释放教育活力（3）

打破封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教育

在一些农村地区，地方政府采取不同方式增强教育的开放性。甘肃、贵州、青海等中西部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积极与公益组织、专业机构、高校开展广泛合作，鼓励多方参与，以补充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

甘肃省宕昌县是甘肃省最后一个通过“普九”验收的县，近年来教育质量明显上升。其主要路径是借助专业化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自2006年起，宕昌县与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以推进新课程改革为主的中小学教师培训。2011年引进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教学试验”项目，依托多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实现课堂教学的根本性变革。十年时间，宕昌县教师教研体系从无到有，建立了包括语文、阅读、英语、学前教育等学科本土化的四级教研体系，扎实推进教师培训，开展“校本教研”。宕昌县已经形成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成熟经验，目前活跃着14个提供各种教育支持和服务的公益组织。

湖北省鹤峰县政府主动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以民间力量为杠杆，找到行政管理规律、社会组织运作规律之间的有效结合点，打通公益事业与政府公共服务的界限，创新社会管理模式。2011年，全县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最早推广“免费午餐计划”，解决近万名留守儿童的基本温饱问题。此后，又在全国率先实施“政府部门+基金会+商业保险”三方合作的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模式。2016年，鹤峰县政府与浙江省益农慈善基金会合作开展“e农计划”，旨在让留守儿童的父母返乡，从商业角度解决公益问题。

另一个途径是通过社会参与和社区参与，调动“新乡贤”等本土资源，支持教育发展。郧西县是湖北省财力最弱的国家级山区贫困县，为解决教育资源投入不足问题，变政府包揽办学为社会各界共同发力，充分动员本地“乡贤”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采取将有奉献精神的成功人士聘为小学名誉校长、授予冠名权、建立教育基金会等不同方法，构建捐资助学长效机制。两年来，共争取社会捐资5496.5万元，捐资总数超过学校标准化建设总投入的20%，为实现乡村教育内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学校和教师的自组织也是值得重视和发掘的内源性力量，能够产生导致改变的合力。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组织的农村小微学校联盟，开始是小规模学校的“抱团取暖”，自主解决一些已成燃眉之急的共性问题，现在发展成为一个开展课程改革和“互联网+教育”的教学创新组织。河南省濮阳县扶持了多个学校发展共同体和教师成长自组织，成立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共同体“濮阳县微型学校联盟”，联盟内部教育资源共享共用，开展“一专多能”的教师培训，通过教师走教，弥补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缺编问题。联盟的建立让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学校受到了关注，并切实提升了教育质量。

以上的改革案例，有些已经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整体性意义，如省域内免费定向师范生的培养、解决教师编制的探索等，是一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的举措。弋阳县和阆中市的改革同样具有整体性意义，在城乡一体化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视野中，在农村学校布局、促进教育公平、改变教育评价、密切家校关系、提升教育品质等各方面均有建树。特别重要的是，在那里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改变了学校的“孤岛”状态，从而真正建立了现代教育的现代性。这种“农村领先”的局部态势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如同一些农村学校的课改实践、浙江安吉县的幼儿园课程建设，不仅为改善农村教育提供了经验，也为改变城市的应试教育提供了方向。这些地方教育创新的实践，使我们增强了信心。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