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创新主体的动力从哪里来

王东京:创新主体的动力从哪里来

中央为何三令五申鼓励创新

对“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我深信不疑,可近段时间却总在想:既然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那么创新本身的动力由何而来?绝非多此一问,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有科技部门的官员也说: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如同汽车的两个轮子,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创新的动力问题。

一语中的,这位官员点到了要害。是的,若不是创新动力不足,中央何必三令五申鼓励创新呢?不过仔细推敲,该官员的结论虽然对,但把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比作汽车的两个轮子未必恰当。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有个比喻更精辟:“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系。”言下之意,是说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去推动。

我写这篇文章,正是要讨论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要探讨怎样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的动力。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得弄清楚科技创新的主体以及不同主体的追求目标为何。对以上问题若不清楚,体制创新便无所适从。而不知道体制如何创新,当然我们也就无法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主体是谁

学界通常认为,科技创新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科技人员。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看法,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非科技创新主体,政府可推动科技创新但不直接从事科技创新。企业与科技人员当然是创新主体,但两者的追求目标又有不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科技人员则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

政府的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政府作为体制创新主体,创新动力从哪里来?有学者认为是来自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这看法我赞成。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凌辱,实现民族复兴确实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赢得了独立,可之后三十年经济发展处处受制于人。1978年,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由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可见,政府当初推动改革,既有追求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有落后挨打的压力。然而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问题在于,政府由各级官员掌控,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已越来越多地触及官员的利益,因此我担心政府的改革动力会弱化。不是杞人忧天。读者想想,中央为何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理解,就是提醒大家改革阻力在加大。

为何企业不放手创新

再看企业的创新动力。企业的追求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有利润最大化的牵引,照理企业应积极创新才是。可据我所知,时下不仅国企缺乏创新动力,民企也普遍创新不足。何以如此?我的解释,是技术创新有风险。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曾将企业分为三类:风险偏好型,风险规避型,风险中型。现实中由于创新失败的概率往往高于成功的概率,而大多数企业又属风险规避型,这样创新不足也就不奇怪了。

要追问的是,企业分为国企与民企。国企的创新风险由国家(或全民)承担,可为何国企不放手创新?思来想去,我认为问题出在企业绩效考核上。国企创新失败虽无需高管赔钱,但势必要影响企业当年的绩效。投鼠忌器,企业高管对创新难免患得患失。民企不同于国企,民企有创新动力,可民企由于缺乏风险分担机制,创新失败得由自己兜底,故对创新也往往会心有余悸。

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来自哪里

再看科技人员。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既来自他们的报国情怀,同时也来自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比如有人是为了发表论文评职称,有人是为了申请专利获大奖,有人是为了分享成果转让的收益。但无论出于何动机,科技人员都不会缺少创新动力。官方数据说,我国专利申请连续五年居全球之首,年均超过100万件;到去年年底我国专利拥有量已超过100万件。两个100万足可佐证这一判断。

增强创新动力的重点是什么

由此看,增强创新动力,重点是在政府与企业。前面说过了,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且体制创新要服务于科技创新,为表述方便,让我先说国企与民企,然后再说政府。增强国企创新动力,我认为关键是要让国企高管有动力。有两招:一是将技术创新(如研发投入)作为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二是对高管采用“工资+期权”的薪酬机制:工资与年度绩效挂钩,期权与整个任期的创新收益挂钩。

怎样推动民企创新?据上文分析,民企创新不足是因为没有风险分担机制。这是说,只要有人肯为民企分担风险,民企一定会大胆创新。问题是这种风险分担机制怎么建?我想到的是开放创新板市场。众所周知,纳斯达克(创新板)对推动美国技术创新居功甚伟,而英国1995年也开放了创新板(AIM)。别人有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听说上海正在紧锣密鼓试点,是好消息。晚开不如早开,应该尽快推开。

最后再说政府。行文至此,我想读者其实已经清楚了如何创新体制,现在的难题是谁来推动。最近社会上有一说法,认为时下有些政府官员不思改革与高压反腐有关。这看法肯定是错的。某些官员缺乏改革动力是事实,但并非因为反腐,而是改革触动到了他们的利益。以往机构改革如是,今天审批制改革也如是。正因如此,我认为体制创新要由中央顶层设计,靠中央的权威自上而下推动。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责任编辑:刘佳星校对:郭浩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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