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云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2）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地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月亮无声自圆缺。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其实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攫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 

我会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门的那些这“长”那“长”们，有几个能像他——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 

“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以疏财仗义享名。同行里有人苦？？找上门，他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你可知，那年月一袋洋面才二块钱，三十五块就能买一两金子啦！因此，他有“尚五块”、“尚大侠”的称呼。有时正和别人说着戏呢，听见门外小贩卖面茶、卖烫面饺的吆喝声。只要大家想吃，就让人叫进来，说：“全包了！你们吃吧。”吃完这个，门外又来了卖别的东西的。只要大家还想吃，他还让人叫进来，全包，管够。那时，像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艾世菊等富连成科班的学生，都喜欢在尚家排戏。大家都高兴，尚小云就高兴。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后人。这个优点与他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知道穷人的苦处。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 

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 

一怒而去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 

这叫“名利心切”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 

1959年刚到陕西有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当年张伯驹捐赠文物，茅盾还代表文化部签发了嘉奖令，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省人委对他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关于他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按照我们早先的意思，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 

“名利心切”？把一切都奉献、捐献给教育和国家的人，叫“名利心切”？

三只碗  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即伶人维护整个梨园公共利益的行会组织。凡组班邀角、穷苦艺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他集体公益事项，都通过公会或由公会出面办理。会首一职推举由有声望的艺人担任。该组织从清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到了1949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红色革命政权的人说，尚小云不是什么北平梨园公会会长，而是新民会的会长了。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有个名演员陪着，多好看呀。每次批斗，四个大汉揪住他的四肢，往大卡车上一甩。到了会场，又被一脚从车上踹下…… 

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只有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个人推着小车清理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他见头顶是青天白云，背后是人声鼎沸，锣鼓口号正热闹。心想：这多像一座露天舞台呀。于是，尚小云就开始默唱戏词儿了。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爱吃糖的他端起那碗糖水时，不禁想起年轻时唱完戏和朋友一块儿去买进口糖的情景…… 

元人散曲中有这样的一句：“问人间谁是英雄？”在中国，到底谁是英雄？ 

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1974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任志秋）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这个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也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多少带着一点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一生颠簸、半世飘蓬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 

站在一旁的，还有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 

人生最后一步 

1976年3月，尚小云因胃疼住院抢救，于4月19日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推车出了病房，送入太平间的路上，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子女们提出要在西安殡仪馆向父亲遗体举行个仪式再火化，但上边没批准。在他们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陕西省、西安市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出席。 

“独自走，踏成道，空走了千遭万遭。”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也无需难过。一切都来自“中国特色。” 

魂归故里 

1980年，经官方批准：尚小云平反昭雪，魂归故里，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陕西有关方面在悼词里给他做的结论是“政治尚属清白”，“工作基本积极”。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与儿媳屠珍，实在看不过去了，真是卡人卡到死。他们跟谁也没请示，当即修改了字，把那些“尚属”、“基本”等字眼统统删去，并请周扬过目。在会场上，周扬说：“按修改稿宣读。” 

梅氏夫妇还通过关系，在大堂摆上了邓小平和邓颖超送的花圈。顿时，尚小云追悼会的规格就提高了。这也是“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