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北京藏字的石碑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经脉（2）

黄寺中为六世班禅立的碑

六世班禅四岁时，于1739年，即乾隆四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并在后藏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坐床。七世达赖圆寂后，六世班禅曾为幼年的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剃度受戒，并成为后者的老师，实际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领，并公认为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在藏区和蒙古诸部享有崇高威望。在乾隆三十年清政府特向他颁赐了金册和金印，用汉、滿、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他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宗教领袖，他对清政府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拟定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二条表示欢迎和拥护，后者是一份关于西藏政体的改革法律，其核心是避免藏王独揽西藏大权，而将政权交由四名噶伦组成的噶夏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人选由达赖喇嘛和中央驻藏大臣商定，报清政府批准。这种政策有助于增强中央政府的对西藏的管辖权威。六世班禅注意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此时有意插手西藏，果断拒绝藏人和英方成立某种联盟的要求，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准英人以后再来西藏。他的立场得了乾隆皇帝的赞赏。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为了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领导人的信任，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并于1779年6月17日率三千人起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的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占地近六十亩，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就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多么美丽的名字！乾隆皇帝自己还突击学习了藏语，准备和六世班禅用日常藏语直接交谈。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参加了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的全部活动，由于在客人中他的级别最高，常常处在“代表者”的地位，领头向皇帝致颂词、念无量经、献珍宝书画，并给皇帝施无量佛大灌顶。六世班禅在承德呆了一个多月，过得非常充实，得到乾隆皇帝大量赏赐。在离开承德前往北京的时候，他刻意留下了随从的二十名后藏僧人向内地喇嘛传习后藏经律。他所有的活动都详细地被记载于皇家档案《清高宗实录》和《六世班禅朝觐档案》中。

六世班禅抵达北京之前，乾隆皇帝早已为他装修好了北京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这里在顺治皇帝时曾成为五世达赖的驻京锡地。六世班禅的到来，使西黄寺再度辉煌。六世班禅到达后受到隆重接待。乾隆皇帝第一时间在南苑接见了他，并数次在紫禁城内会见他，多次隆重赏赐礼物，并在保和殿赐宴，欣赏满族舞蹈。六世班禅非常高兴和满意。他不辞劳苦连续走访北京各大寺庙，宏法传经。乾隆皇帝特意在香山静宜园内为六世班禅修建了藏式夏季驻赐地，命名“宗镜大眧之庙”，简称“昭庙”，并决定亲自与六世班禅共同出席其开光大典。六世班禅在昭庙逗留了四天，做了大型法会。当年九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亲临西黄寺和六世班禅相见，并一起观看舞蹈。十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请六世班禅去雍和宫讲经说法，他自己出席并听讲。回西黄寺后，六世班禅被诊断出患天花。第二天乾隆皇帝亲自去黄寺探视病情。十一月初一，六世班禅大师发高烧，乾隆皇帝再次亲临西黄寺，送貂皮大氅，并画了一幅《祈寿长椿图》，写了一道《写寿班禅圣僧赞》诗，为班禅大师祈寿。不料，十一月初二班禅大师在西黄寺圆寂，享年四十六岁。他的去世让乾隆皇帝极度悲伤和惋惜，曾三次亲临西黄寺吊唁，赐制灵棺、灵塔、灵龛，供养大师法体和衣冠。大师的法体舍利在西黄寺供养了一百天，起程护送返回后藏。皇帝下令用两年时间在西黄寺西侧为大师衣冠建造了一座精美庄严的衣冠灵塔，取名“清净化城塔”。这座宝塔现在保存完好，其造型、雕刻艺术是世界级的艺术精品。在宝塔的前方有两座乾隆皇帝的御碑，左方的是将乾隆皇帝那张送给六世班禅的《祈寿长椿图》，刻在一块巨大石碑正面，石碑上方是汉、藏、满、蒙“四体文书”的《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这块石碑图文并茂，正面画一棵大香椿树，象征春天，生机盎然，树下有石，有花草，蒲公英等等，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儿，极为少见，不可多得。左方的是乾隆御制《清净化城塔记》石碑，立在巨大的赑屃上。正面是汉、满两种文，背面是藏、蒙两种文。文章高度评价六世班禅的功德，说他在大好时机到内地振兴黄教，让蒙古诸藩欣喜顶戴，倾心报国，内地人也奔走皈依，为“国家吉祥善事”，“成就无量功德”。

这两块石碑保存非常完好，皆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公元1782年，距今已近230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物，为祖国统一大业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