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承：国学对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滋养（3）

在三四千年以前，中国人就意识到了人类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个体的命运在谁手里。这个启蒙的转变就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社会的治理上，要通过自己老老实实承担社会责任、给人民做事、回应人民的诉求，从而赢得人民的支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从个体的角度，必然破除宿命论和迷信，主张“命自我立，福自己求”，通过自己的德行和智慧，通过给社会服务，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中华文化这种对主体精神（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肯定和尊重，这种对自我智慧的体认和肯定，培养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甘于外来压迫的民族品格，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林之林。

一个真正自信的民族，一定是将建设的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很多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很悠久，但是他们有的是历史中断，是不连贯的，有的是被外族灭亡了，甚至绝迹了。可是中华文明有却四五千年的历史，从历史有文字记载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从未中断，为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养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

中华文化认为，人类的命运、自我的命运要靠自己，而不不是盲目迷信和狂热地崇拜外在神秘力量。这种文化养出的民族，一定是把自己建设的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结论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为这和中华民族这种文化的智慧——对主体性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对把握自己命运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这么说，习主席提出“四个自信”是中华文化内在的智慧和内在的民族精神在当代的一个具体体现。基于这种历史文化的滋养，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道路，必然相信自己的力量。

近代以来，虽然外敌入侵、西方列强践踏，中国积贫积弱，可是我们走过来了。而且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又重新崛起了，靠的就是中华文化所养出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累积的基础上，我们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不断超越。所以，我们既要海纳百川，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不封闭僵化，同时也要永远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本。“四个自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中华文化所养出的这种民族智慧、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在当代的一个具体体现。

现在有些人，由于没有中华文化的基础作用支撑，对四个自信的认识不够深刻。习近平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可以说，没有文化自信滋养，也不会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然养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给一个企业做培训，负责人说，他们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甚至全世界都是知名的大企业。可是，这个企业的老总觉得不自信，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是乡镇企业起家的，尽管有几百亿销售额，规模也很大，可是不自信。于是下决心从美国IBM买来了所谓最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型，打破自己30多年累积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方式，结果一年的时间，大量企业高管出走，企业利润一落千丈，甚至濒临破产。他非常后悔，又赶忙把这所谓的最先进的管理模型给拿掉了，按照原来的管理模式重新组建。这一番折腾，这个企业元气大伤，一落千丈。

连一个企业都不能不尊重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一个国家呢？我们有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现在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全方面进步，如果我们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这套理论、道路和制度，而是简单模仿、照搬其他模式或做法，后果是什么？那就是颠覆性的错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走自己的道路，一定要充满自信，要相信自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走的这条路、这个发展模式，是适合自己的。同时，我们也不封闭、不僵化，要善于学习和吸纳其他任何民族的优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维护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尊严，这是底线。

“四个自信”不是偶然的。中华文化对人的尊严的认识、对人类命运的认识，必然养出我们今天的“四个自信”，这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是中华民族内在的品格和民族精神，在今天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提出的“四个自信”，有深刻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第二，《易经》的智慧与中国的民主政治。一谈民主政治，一般人都会有一个偏见，以为民主政治肯定是西方的产物。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不了解。客观地看人类民主政治的实践，包括美国、我国台湾、邻居韩国等，这种按照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来运作的模式，优点多，但问题也很多。我们绝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简单地模仿，而是要在充分地研究、总结和吸纳人类社会治理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来提升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治理的水平，我们要探究更优质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