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新亮点（3）

第三，我们的市场，特别是直接融资市场，跟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比较起来，是相对不发达、不完善的。比如，我们的证券市场在过去两、三年中遇到很多问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2015年的股市非理性下跌，2016年的股市“熔断”，都充分突出证券市场基础制度、基础设施有不完善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债券市场跨市场套利的情况呢？我国债券市场的监管部门非常多，有多个监管部门监管不同的债券市场，所以机构的参与者都可能在不同的市场进行套利，结果就使得定价机制被扭曲。

还有，金融市场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叫无风险收益率曲线，也就是国债收益率曲线。我们国债的规模相对有限，特别是短期国债规模相对比较少，利率形成机制相对不完善。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经济体或一个金融市场体系里面，市场定价的基准是不完善的，又怎么获得一个非常完善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和信用利差定价机制呢？这是我国市场需要完善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2017年要完善市场利率水平，特别是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的利率定价，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非常具有针对性。。

在股权市场里面，缺乏长期股权资金。在股权市场里面，不管是居民进入股票市场，还是机构进入股票市场，大部分是短期化行为。短期化行为可能跟我们微观结构有关系。比如，股票市场里面的个人投资者比较多，而个人投资者倾向于短期。同时，短期化行为跟市场的基础制度、分红制度也是有关的。有些上市公司不注重分红，使得大部分的投资者更加关注上市公司短期的运作，由此导致市场短期化。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主板市场基础性制度，积极发展创业板、新三板，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实际上这跟市场长期股权资金缺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第四，现在我国金融部门膨胀这么多，甚至出现很多过度交易的状况，这是因为金融监管体系跟金融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适应。这是全球的一个难题，就是金融创新比金融监管要更快一步。现在，我们国家很多金融机构有混业经营的趋势。比如，银行本来只能做银行的事情，但是它可能有信托的牌照、证券的牌照，甚至通过投贷联动得到投资项目。我们的监管体系是“一行三会”，属于分业监管，这就造成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配。也就是说，有时候监管是相对落后的，监管不力，这样很多的金融创新就存在加杠杆的过程，从而使其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功能弱化。因此，我们2017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防止脱实向虚的状况，防止金融部门过度膨胀，防止金融市场过度交易。

过度交易给市场自身带来非常大的风险。2016年12月15日，我们的国债期货出现了跌停的状况。国债本来是一种无风险资产，但是国债期货跌停，使国债的收益率上升非常快，也就是国债的价格下跌非常快，使国债呈现出一种风险资产的特征，这跟发达国家市场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美国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其国债价格是上升的，因为很多避险资产为了追求无风险资产，而买入美国国债。美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快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就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当中，美元和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成为无风险资产。所以全球的资金都回流到美国，为其生产、消费、投资服务。所以，一定要注重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建设。

在国债收益率曲线上升的过程中，我们重要的金融债，也就是国开行的国开债，2016年五年期国开债的收益率就从3%上升到4%，国开行的融资成本增加了33%，就代表了国开行未来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当中，实体部门也必须至少提高33%的成本。这对我们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五，2017年我们在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采取了多种办法。包括限制金融部门的过度交易的状况，提出来让金融机构设置普惠金融事业部；让政策性、开放性金融对“三农”提出更多的支持；让保险资金更多地支持实体企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比如，绿色金融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跟环保相关的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我国也有绿色金融和绿色金融债券，但是市场很多不知道如何来运用。比如，有一个项目要发行绿色债券，那么发行绿色债券的金额可以是整个项目金额的80%，就代表你的资本金只需要20%，这对于整个绿色项目的发展推进是非常有帮助的。绿色债券发行的过程中，当发行主体负债率没有超过75%的情况，发绿色债券是不占用信用额度的，就是在发绿色债券的同时还可以向银行贷款。通过绿色债券这种优惠措施，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二）发展普惠金融。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大型国有银行要率先实行，这跟我们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是紧密相关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战略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分享到金融服务的好处。为了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增强所有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是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

经过2016年前期的政策安排、初期的部署，2017年普惠金融的实施要进入更加实质性的阶段。这就要求很多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争取设立普惠金融。以前有的银行设立农村金融，有的设立农村事业部等，服务范围比普惠范围相对要小一点，侧重关注农村。普惠金融关注的领域要更多，还要关注偏远地区的居民、城乡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这些都会成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普惠金融有望在2017年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普惠金融带有普惠性，普惠性就有一定的政策性，政策性就带有一定公共服务的功能，或者是公共产品的功能。一旦一个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就会存在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一家银行服务一个只有100人的村落，跟服务100万人的城镇相比，其服务100人村落的成本非常高。很多金融机构不愿意做与普惠金融相关的业务，就因为成本比较高，收益比较低。由此就带来了普惠金融服务的不均衡，普惠金融体系的不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有待加强，商业可持续有待提高的问题。

在要求金融机构强化普惠金融服务功能的同时，提出很多与以前不一样的评价体系。基于这种评价体系，微观监管标准也会不一样。如果一家银行大力推进普惠金融，那么跟普惠金融业务相关的资本金的计提可以比一般商业信贷的资本金计提要小，这一部分的存款储备金可以更低，这一部分的坏账率允许相对更高。政府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安排，以政策驱动普惠金融发展。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以及支持政策，这对于银行来讲就会有吸引力，就会实现商业可持续性的提升。

（三）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第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其对长期股权资金的支持功能。我国资本市场从1992、1993年发展到现在，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服务。但是在2015年、2016年我们的资本市场遭遇了比较多的波折，特别是2015年的非理性下跌，2016年的“熔断”机制，使资本市场功能出现了不及预期的情况，而且使普通居民的财富受到一定损失。

2016年，我们加快了IPO的力度，有280家企业通过IPO的审核，248家完成了IPO，融资1630多亿元。同时，再融资募集资金1.34万亿元，整个市场融资大概是1.5万亿元的规模。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国民经济GDP的规模是74.4万亿元，一年新增信贷是12万亿元的规模，但是2016年通过IPO融资的只有1600多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