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观念差异决定了胜负优劣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院校规模、师资力量、训练正规化水平、武器装备等人才培养条件上，都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更加优越，但为什么培养出的人才就是不如共产党培养出的人才那么忠诚可靠？问题不在“器”的层面，而在“道”的层面，存在于那些带根本性的人才培养观念上。而这种观念差异，正反映了政党性质上的本质区别。

共产党是“党育人才”，而国民党搞的是“个人育才”

在人才培养上，国民党带有浓厚的封建人身依附特色，培养亲信、提携心腹。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时，常常以谈话的方式拉拢与学生的关系，发展自己的政治亲信。不少学员对蒋介石亲自找自己谈话感到很荣幸，以至于许多人在毕业后仍然与其保持着“师生关系”，私下里叫蒋介石为“校长”，称自己是蒋介石的“学生”，这就表现出强烈的“门生故吏”色彩。因此，国民党培养出来的军官是“认人不认党”。国民党的部队表面上采取逐级指挥方式，但司令官指挥不动蒋介石“黄埔系”中央军的情况屡屡发生。比如，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中，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的罗卓英就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黄埔学生”杜聿明，在密支那被日军占领、远征军回国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罗卓英电令杜聿明“率部渡亲敦江退入英帕尔待命”，但杜聿明仍坚持按照他的“校长”“未奉命不得入印”的授意率部回国。这一做法不仅造成远征军高层指挥的混乱，而且导致部队在穿越野人山过程中3万余人葬身原始森林。

与国民党相反，共产党遵循的是党管干部、党育人才的原则。抗战时期，共产党的不少领导人给学员们“讲大课”。抗大的庭院、清凉山下陕北公学门前的广场、桥儿沟鲁艺的院子里，都是毛泽东演讲的场所。抗大学员、部队官兵以及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常常被他讲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吸引，同时也深深地感悟到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与伟大。因此，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人才，感念党的培养之恩，他们听党的话、跟党走，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这就使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指挥上，都比国民党军更加团结一致、更加服从领导。

共产党推行“群众路线”，而国民党则奉行“精英路线”

蒋介石信奉唯心主义哲学，他和陈立夫等人炮制出一套“唯生论”，认为弱肉强食是历史的本质，把人类历史歪曲为“强容弱时期”“强凌弱时期”“强奴弱时期”。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国民党误入一条“精英主义”的人才培养路线，把赢得抗战胜利的希望单纯地放在对中高级将领的培养上。蒋介石集团深受我国古代“愚兵”文化糟粕的影响，他们不是把普通士兵当成人才来培养，而是当成军官指挥下的作战工具，致使国民党军士兵在精神面貌、作战意志、纪律意识、勇敢精神等方面，都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官兵有很大差距。朱德同志就曾深刻批评过国民党的这套唯心主义带兵方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又去反对人民，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军队，发展了一整套极其野蛮的带兵办法。他们主张‘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因为兵如果聪明了，就不肯干反人民的事情了。”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和观点，认为不是少数杰出人才创造了历史，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培养人才，从来不把希望仅仅寄托于培养出少数精英，而是把所有官兵都当成人才来培养。干部与士兵虽然在职务上有高低之分，但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军事上、技术上、训练上也是完全平等的，能者即可为师。干部本事大就可以教士兵，士兵本事大同样可以教干部，同时干部与干部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干部与士兵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就形成了我军独具特色的群众性练兵育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