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2）

傅高义

改革开放决定中国命运

傅高义曾接替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从社会学视角入手研究中共。上世纪80年代，傅高义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向世界解读中共改革开放政策。

傅高义在专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中用“纲领”来表示邓小平的执政理念。他认为，邓小平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他总结了邓小平执政和再造国家的纲领，认为邓小平强调“权威和纪律”。傅高义总结了邓小平治理模式的一些基本原则，认为其纲领包括：说话办事要有权威、政令统一、实事求是、大胆试、大胆闯等诸多方面。

裴宜理

中共的群众路线是“对群众的感情动员”

裴宜理是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共党群关系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她概括总结了中共群众工作的“感情动员模式”，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

在《感动群众：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工作》一文中，裴宜理从感情纽带视角分析中共与群众的关系：认为中共的群众路线是“对群众的感情动员”；中共“系统地发展了情感联络工作”，“情感工作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和国民党的一大区别”，而且“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情感工作模式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她认为，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注入情感活力，“毛泽东深知人性心理的重要性——包括知识分子精英的心理——他在著作中深入考察了心理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时，认为情感身份认同比客观经济地位更为重要”。裴宜理还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民本主义”，强调为老百姓谋实惠。

裴宜理认为，无论中国的政治历史还是当代的政治，都有许多非常积极的东西，比如中国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关心大众教育、关注大众福利等，不妨把这些宝贵的政治传统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资源之一。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一种极富弹性的管理实践模式，即“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虽然这种治理技术还是一种新兴事物，但是其运用的基本技巧却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因此，中国的体制有很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

赛奇

中共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

赛奇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治理。赛奇和另一位学者阿普特引入了柏拉图、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理想国、话语、象征资本、话语共同体等概念分析延安时期中共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赛奇和阿普特认为延安是“理想国”，是“符号空间”。他们把毛泽东比为柏拉图并加以比较，认为毛泽东在构造自己观念领域的理想国，他的理想国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所不同，“毛泽东的理想国接地气，后来才成为具有内在原则逻辑的政治模式，另外，毛泽东是认真向农民和工人学习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通过理想国建构，“延安变成了一个能够吸引和动员中国年轻人的磁铁”。

赛奇从西方治理理论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治理与政治发展，认为中共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2014年8月，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他又明确表示，在现代治理体系上，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政治体制。

约瑟夫·奈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是国际学界知名的软实力理论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好，就是巧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此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正在掀起的反腐运动就是一个说明软实力的很好例子。党的一些干部腐败严重损害党的软实力，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党的软实力。反腐意味着官员要为老百姓服务，要使老百姓共同富裕起来，这种思想也来源于儒家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大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富有。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多，民众参政议政的意愿也会随之提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中国可以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还要更多地倾听民意。

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如果让国际社会充分理解“中国梦”是追求和平发展的，并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就将成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软实力。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应增加信任，减少误解。软实力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福山

中共具有强大政党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福山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近几年，他把学术重点转向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他的基本理论框架认为国家、法治、民主责任制三者的平衡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他比较了中美两国政党政治，认为中共具有强大政党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而美国在这方面则欠缺，政党能力弱，国家能力弱。中国在法治和民主责任制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美国现在法律太多了，民主异化成了否决主义，国家能力较差，政府效率较低。他还认为，如果中国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发展，那么中国模式可能就是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

费正清、史华慈、麦克法夸尔、傅高义、裴宜理、赛奇等几代哈佛大学学者的中国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所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解读是世界性的难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费正清及其后继者在哈佛大学成功开创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中共学研究。他们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生涯可以用费正清在其七十岁生日时对自己事业的生动总结来描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与最伟大的大学之间取得有利地位”。他们做到了。在他们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成为了国际中共学的学术重镇，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