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3）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理论周刊：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曾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见证了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过程；作为伟人，他见微知著，对中国革命未来发展态势有科学的认识。当一个事物处于极端弱小、充满困境的状态时，还能看出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来必定能够形成燎原般的态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和残酷镇压。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有不少人产生过悲观情绪，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今天说起来容易，可是在当时肯定十分艰难吧？

金一南：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恐怕也是如此。机缘、时运、窍门从来不属于这个事业。只有依靠不屈不挠的坚韧、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过去的革命如是，今天的改革依然如是。披荆斩棘，特立独行。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这种韧性又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展现了空前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我们从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人生轨迹，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党的发展过程何其艰难。这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位教授采访他，请他谈一谈参加中共一大的感受，此时刘仁静已是最后一位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已经80多岁的刘仁静说了这样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是啊，就当年的情况看，不就是到上海开个会吗？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会议开完后，13个代表中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人中脱党和被开除的有7人，半数以上出了问题，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还当了大汉奸。中共一大代表与大汉奸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宣布大会闭幕的都是张国焘，最后竟然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这7个人不管当汉奸的、当叛徒的、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参与创建的这个党在28年后夺取全国政权，还会做出这些糊涂事吗？

中国共产党的艰难困苦，根本不需要无中生有、妙笔生花或者添油加醋，仅仅从中共一大13名代表各自的走向，就可以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而中国共产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居功至伟。中共一大张国焘是执行主席，毛泽东不过是书记员。什么叫书记员？就是负责会议记录。中共一大毛泽东就负责会议记录。当年一大代表中，从年龄、学历、出身、影响力等方面来看，毛泽东都没有优势，但最后成为中共中央核心的是毛泽东。

■“我不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

理论周刊：今天我们都熟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苏联“老大哥”革命经验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寻路”的呢？

金一南：一个人在历史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极其罕见。毛泽东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毛泽东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国际选定的领导人吗？不是。他是党的上一位领导人选定的接班人吗？也不是。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历经14年。这14年间，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基本上都是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平衡的结果，不是派别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因为14年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还有一条什么道路也能胜利。都试过了，都不行。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首要的、最关键的条件，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就是这个关键性条件，使中国革命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开花、结果，直至最后胜利。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强劲推动力。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领导要毛泽东去上海机关，毛泽东说：“我不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要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有人不同意，说：“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可以说，“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这一独特思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起源。一个伟大的思想，在最黑暗、最困难的环境中萌芽于中国大地。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2万多人，两个月后剩800人；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剩1000人。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从惨败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不是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才讲出来的，1930年初中国革命处于那么困难的情况，毛泽东就史诗般地发出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了解透了中国社会，看透了中国国情。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出夺取胜利的全部方略，并对这一最后的胜利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