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观的根本政治指向（2）

西方新闻观的实践考察

在实践中，“新闻自由”受到种种约束，不仅在“政治正确”要求下，上至总统议员，下至新移民，言论都不能触碰红线，更在新闻符码构建、信息报道、知识生产中展现着无所不在的权力图景。

首先，符码构建采取双重标准。符码是信息传播中的语言符号，不同的命名称谓不仅体现情感态度，也包含价值立场。在一些国家，新闻修辞、语言策划之类的技巧十分抢手，意在通过玩弄文字游戏，用精心选择的话语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如同样是为政府说话，对他国就是歌功颂德，对西方就是言论自由；同样是发展军力，对他国就是穷兵黩武，对西方就是维护和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信息报道体现框架原则。虽然西方标榜报道的“客观中立”，其实“框架原则”无所不在。框架实质是对客观事件进行主观解释的思想结构，具有肯定和否定功能。对于肯定的部分，则选择、强调或持续化，对于否定的部分，则放弃、淡化或短暂化，具体可分为编辑记者的微观框架，编辑部的中观框架和媒介组织的宏观框架等，无不引导人们进入预定的模型中。此外，混同公关广告和新闻报道、甚至故意造假等手法也屡见不鲜，结果是新闻报道变成一种高明的“洗脑术”。

第三，知识生产隐含权力操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貌似独立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却离不开有关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用以满足以宣传和胁迫为目标的冷战需要。不仅如此，警察制度、同行压力和学院政治还联袂配合，一些“非主流人士”可能招致学术驱逐、恶意审查、媒体攻击，甚至暴力袭击。这样，许多“学术大咖”实际上充当了服务于“帝国统治技术”的角色。

这看似出人意料，其实又在情理之中。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这就是说，和通过暴力机关实现统治一样，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塑造共同思想文化，也是一种重要统治方式。因此，“新闻自由”的本质是权力自由就毫不令人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