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智：地方治理创新的五大发展趋势（2）

从网络到智慧，走向技术性治理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地方治理带来了挑战，也为优化地方治理结构和绩效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前，地方治理中的网络论坛、电子问政等创新形式，就较好地利用了现代网络和电子信息技术来拓展政府与社会的交流渠道，为公民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新的载体。但这只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地方治理的初步结合，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以及地方治理的复杂化与精细化趋势愈发明显，海量的数据、高度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都远远超出了传统人工治理的能力范畴，技术手段的运用将成为决定地方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信息共享、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型技术的地方治理将更加智慧化和精准化。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打破不同部门、不同政府间的“信息孤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广域性、快捷性等优势，实现信息高效整合和互联互通，也需要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利用，激发数据的活力，从而真正推进地方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有效性、公共服务高效化。

从制度到功能，走向理性化治理

当前，我国地方治理正逐步进入由重点领域变革向全面深化改革拓展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又需要强化制度的实践有效性，为推动地方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制度创新，是近年来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为优化地方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撑。但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使制度在治理实践中发挥规则理性的应有功能才是最终目的，这也是地方政府维护社会基本秩序能力的根本体现，以及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制度创新作用的发挥程度，关键在于“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确保制度规则得到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遵守。理性化治理，意味着未来的地方治理须以公共理性为基础，从制度之治走向规则之治，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内含的价值基础、基本准则及实践条件等。因此，包括诸如强镇扩权、省直管县、流动人口管理等的治理变革，都需要实现从结构变革到功能变迁，着眼于地方治理环境的改善和治理目标的需要，不断推进政务流程和政社关系的再造，逐步形成新的基于规则理性的地方治理格局。

从宏观到微观，走向生活化治理

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它深深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之中，改变着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地方治理绩效的改善，首要目的也在于通过把所有的决策对象纳入决策考量中，使地方治理体系对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更加敏感、更加以规则为导向、更加尊重公民的权利救济和利益实现。走向生活化的地方治理实践，意味着我国地方治理既需要关注宏观政治制度框架的优化，更需要关注微观政治运作的机制，有效解决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以使诸如多中心治理、民主治理等现代治理创新模式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的价值得以凸显。更进一步说，通过生活政治的微观民主的经验实践与体验，一种基于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国家认同才会具备本土的经验根基。因此，在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中，必须更加注重创新的实践功能和可持续性，将民众日常化的、生活化的经验感受作为地方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创新是否具有价值的重要评判标准。当地方治理创新能够成为民众处理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私人或公共事务的基本原则和方式的时候，这种治理模式就真正具有了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并为整个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