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正能量】听爸爸讲那长征的故事

我叫周善平，今年70岁了，退休前是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在这支守卫祖国首都北京繁荣稳定的部队里，我已经战斗了25年。每年国庆节，巡逻在花团锦簇的天安门广场，我常常会想起我的父亲周纯麟，一位长征中三过草地的老红军、一位历经九死一生的开国将军。

我父亲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周家湾，少年时当过少先队员、赤卫军战士、共青团员，1930年11月加入红军，一年后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说起长征中的战斗故事，我父亲总是记忆清晰，60多岁的时候还能背诵荡气回肠的《红军诀别诗》：“别了我的故乡！离情别恨，莫缭绕我的征裳；国泪乡愁，莫羁绊我的戎装。我要先踏上妖氛弥漫的战场，把我的热血与头颅贡献给多故多难的党。”诗中说的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1935年3月28日起，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头戴斗笠的八万雄师浩荡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挺进川西北，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长江支流嘉陵江的苍溪县东南2公里的苍溪河出发的。1984年10月，83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笔力千钧，挥毫书写了“红军渡”3个大字。红军渡因此成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记得父亲说过，为渡江，红军专门成立了直属水兵连。在嘉陵江支流东河岸边王渡场赶造了75只木船，这种船当地人叫“毛蚌壳”（也叫“五板子”）船，船身小、形式巧、体量轻、航速快，每只可容一班人。同时，红军充分利用王渡河滩和嘉陵江红军渡江主渡口相似的地形地貌，在东河上进行划船、泅水等渡江作战训练。后来有军事专家称这里是红军的第一支水军诞生地。这个水兵连里的一些班长、排长后来成长为新中国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南海舰队的司令员。28日晚9点左右，我父亲所在部队是担任渡江主攻的第30军，政委是李先念，在塔山湾主渡口，秘密将红军造船厂建造的75只“五板子”船轻轻推入江中，强渡抢滩。四川军阀的西岸防守部队不断向江上开炮，嘉陵江腾起一个个冲天巨浪，渡船上一名船工被炸死，一个红军女战士立即抓起船篙，继续撑船。快到岸边时，女战士不幸中弹，肠子流出来，但她只是用手将肠子推进肚里，勒紧腰带，继续撑船到对岸，她挺着身躯目送战友们冲锋，最后倒在激流中...... 她叫石磨玉，家住苍溪县石家坝，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红军渡”碑上的女战士雕像就取自她的原型。红四方面军自胜利强渡嘉陵江之后，24天里，连克9座城镇，歼敌1万多人，占领了嘉陵江到涪江之间二三百平方公里的区域。这次战役是红军史上对敌正面作战投入兵力最多、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江大河作战。它的胜利实现了“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目标。父亲每当说到这里，常常满面红光，仿佛回到了他当年的那个时光。

说起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我父亲几度哽咽。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甘肃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1华里=0.5公里），因张国焘阴谋夺权分裂红军，红四方面军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间辗转历时1年零7个月，反复迂回往返折腾，途经4省超过1万华里，数万将士的鲜血遍洒征途。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征程就走了3次，有的红军战士12次翻越夹金山。

1942 年 1 月任骑兵团团长的周纯麟

“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红军翻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四川境内阿坝地区，海拔4100多米。当时传唱的歌谣是：“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红军就是神兵天将，二次翻越征服了夹金山。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父亲说过雪山的时候，白天高原的阳光紫外线很强，晒得眼睛睁不开，山上白雪一反光，眼睛刺痛直流泪。有的战士眼睛红肿几乎失明，红军就用土办法，边走边用雪擦眼睛，有一定效果。大家搀扶着得雪盲的战友爬山，后来得雪盲的人越来越多了，便把腰带解下来，接成绳子牵着走。大雪山的气候是娃娃脸，一天变上好几变，中午晒得直冒汗，午后头发上、眉毛上都结成冰，连话也说不利落。有一次，一组结着绳子得了雪盲的同志在艰难行进中，突然一股狂风刮来，一个同志没有站稳滚下了山，其他人来不及松手，一个接一个，四五个同志都滚下山牺牲了。老乡说翻山要“三子俱全”，就是脚夹子，套在脚上防滑；背夹子，用来背东西；拐耙子，它有两个用处，走路当拐杖，休息时支撑背夹子。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三子”东西虽小，作用很大，没有这“三子”，有的战士过雪山爬冰坡时，脚下打滑掉进深渊。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过草地时扔下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些红军战士的遗体，有的漂浮在沼泽水里，有的曝晒在干草地上，当时掩埋得浅，暴雨冲刷或狂风吹过之后，都裸露出来。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极为困难，吃饭成了大问题。没粮食就杀一头牦牛，不但要把肉分给部队，连骨头也要砸碎了熬汤喝。牛皮也要分着吃，有的煮烂了吃，没有那么多柴草，就烤一烤吃。牛杀光了，上级明确规定，收容队的马不能杀，首长就把自己骑的马杀了分给大家。牛和马杀光了，就吃皮鞋，因为有的皮鞋底是生牛皮做的。皮挎包、皮枪带、皮带，凡是能吃的都拿来吃。鞋底烤黄了，在嘴里嚼，就是咽不下去，直想吐。饿得实在不行了，在嘴里有个东西嚼着就不那么难受。虽然有规定，前面的部队要给后面的部队留2/3的野菜，但三过草地时野菜早就没了，草地水塘里的鱼也没了。

我父亲最难忘的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情景，那是在川西北长征路上，守卫一座红军必经的木桥。旁边有座名叫康玛寺的喇嘛庙，守桥营不少战士吃野菜时掺和吃了有毒的野菜，倒在那里休息。听说红一方面军有支部队要过桥，我父亲当时是营长，赶紧去迎接。迎面就碰上穿着破旧灰军装，满脸浓密的大胡子，拄着木棍风尘仆仆走来的周副主席，后面有牵马的警卫员。周副主席仔细地询问部队粮食的情况，特地交代要照顾好中毒的同志，以后吃野菜要学会挑选。紧接着又走来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但显得有些疲劳，头发很长，脸庞消瘦，穿着灰色的旧军装，也拄着棍子，后面警卫员拉着马。周副主席介绍这是毛主席。毛主席紧握我父亲的手，关切地询问了部队行军的情况，鼓励大家团结一心、战胜困难，一定能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听到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切的话语，我父亲只觉得心头热乎乎的，紧跟党中央，对走完长征的路充满坚定信心。

我父亲还讲到了会师时的花絮。因1929年红四方面军在长汀制作的八角帽是大八角帽，后来中央红军改成小八角帽，红四方面军不知道中央红军对军帽进行了改进，还是大八角帽。会师时，两支部队八角帽的大小不同，成了最显著的区别。于是，中央红军亲切地叫红四方面军“大脑壳红军”，而红四方面军则叫中央红军“小脑壳红军”。大家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满脸的泪水分不清是哭还是在笑。

我父亲是1986年73岁时去世的。战争年代多次负伤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尤其是三过草地更是留下了无法治愈的疾病。然而他时常对我们几个孩子讲述的长征故事，从小就扎根在我们记忆的心灵。现在，每年我都要和一些战友们，到红四方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去，凭吊和瞻仰父亲的战友红军先烈。我现在也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到红军长征的路上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真正理解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新中国、什么是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