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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兵:“两论”的写作背景、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2)

——纪念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性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成功和失败中开始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上进行理性思考

二十世纪前后,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时代主题,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既有共同性、普遍性,又有差别性、特殊性。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课题是之前的革命者没有回答好的一个时代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课题。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没有做出很好的指导。刚从襁褓中走出、迈向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到193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实践论》《矛盾论》时,经历了两次大的胜利、两次大的失败,血的教训迫使我们思考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胜利是北伐战争的胜利。以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中国迅速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伐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我们党在斗争中把握矛盾的同一性的辩证法的胜利。

第二次胜利是土地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根据地牢牢地扎根在大西北。这次胜利,是我们党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特别是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胜利。

除了这两次胜利,还有两次大的失败。

第一次失败是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一时间,中国笼罩在血雨腥风中。大革命的失败是我们党成立后经历的第一次大失败。这次失败使我们党认识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在不断变化,必须在同一性中坚持斗争性,牢牢掌握党对于革命和军队的领导权,防止和避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大革命失败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第二次失败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无视敌我力量的悬殊,无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等“左”的主张。在军事上,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斗争策略,绝对不能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段时期的教训时说,“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通过这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我们党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认识感觉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6页)这推动着我们党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刻思考,并以此为指导,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讲:“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的规律。”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299页)他还说,“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场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

责任编辑:吴自强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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