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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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显然，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不仅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的思想理论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今天，受宣讲家网站的邀请，我想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认识论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一、关于逻辑和历史的一致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辩证逻辑的方法之一。其基本含义就是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统一。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统一既是一条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又是辩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历史的指，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历史（包括科学史、哲学史、思维史等）；逻辑的指，历史发展过程在思维中概括的反映。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指，思维的逻辑应当概括地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和在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时，要揭示对象发展过程与认识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性；在安排理论体系各个概念、范畴的逻辑顺序时，必须符合被考察对象历史发展的顺序。

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思想，首先是由G.W.F.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逻辑概念的发展与哲学体系的发展是一致的。但是，他把每一种哲学体系仅仅看作是绝对理念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只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范围，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使之成为科学的辩证逻辑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基本内容大体以下几个方面。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科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关于对象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各门科学的概念、范畴的发展与其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思维科学的理论与认识史、思想史相一致；个体的思维规律与整个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相一致；儿童智力发展规律与整个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相一致。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包含着差别。因为历史发展常常包含着无数的细节和偶然因素，甚至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表现其规律；思维的逻辑则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它撇开历史发展的各种细节和偶然因素，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它是“经过修正的”历史。

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运用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辩证地处理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相互关系。历史方法是依照对象发展的自然进程揭示其规律，属于描述性的方法。逻辑方法则用概念、范畴、理论等形式概括反映对象发展的规律，属于理论思维的方法。逻辑方法侧重从“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考察对象。它具有以下的重要的意义，只有当被考察的对象发展到成熟、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时候，才能看清楚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的联系，以及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才利于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获取有关对象发展到最高点的知识，是了解该对象的过去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从成熟点看对象的过去，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对象发展的内在联系，包括那些处于萌芽状态或表现得模糊不清的东西。

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辩证关系表现在：逻辑的分析要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历史的描述要以逻辑联系为依据；任何一门科学不能只用历史方法或逻辑方法，即使是以历史方法为主的历史科学，也不能排斥逻辑方法；同样，即使以逻辑方法为主的理论科学，也不能排斥历史方法。

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强调思想的过程和历史的过程相互连接、不可脱节。我们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要遵循这一原则。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反映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发展理念、战略布局、战略目标。”对共产党人而言，以人民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是党的基本宗旨，它贯穿于党的思想和理论始终。《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本要求。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人”与“民”的概念一直是分离的，也是对立的。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墨翟，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他最早指出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存在“官”与“民”的对立，申明“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08章尚贤（上）》），“利国益民”的思想主张，赋予“民”以实在的内涵。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李大钊同样从“民”之观念切入，批判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进而发出了近代启蒙的最强音——尊重“民彝”，赋予“民”所应有的权利。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创刊号发表《民彝与政治》（收入《李大钊文集（上）》），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重要起源。文章写道，“一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藏器于躬，待时而动，外界所加之迷惑迫压，如何其棼且重，彼自有其纯莹之智照，坚贞之操守，有匪先民之典谟训诰所能繄障以尽，奸雄之权谋数术所能劫持以穷也。”“一以示为治之道，在因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过此以往。……极其越俎之害，必将侵及民彝自由之域，荒却民彝自然之能，……则毋宁于牖育之余，守其无为之旨，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坦然以趋于至当之途之为愈也。……违此则去治日遥，泯棼之端，且惧迭起环生之无已矣。”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这是中国第一篇分析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