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精神的传承要与时代同行——专访《雷锋》杂志总编辑陶克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雷锋精神的传播，但是我们现代的很多年轻人，可能除了雷锋的“钉子精神”对他并不是特别熟悉，请您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雷锋。

陶克：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塘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原名雷正兴。在他很小的时候，家人就相继离世。他7岁成了孤儿，9岁成为儿童团员，15岁担任公务员，17岁成为县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18岁成为鞍钢工人，19岁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汽车兵，20岁被沈阳军区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当选为抚顺市人大代表。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运输岗位上因公殉职，牺牲时还不到22岁。他的离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悲痛，不足70万人的抚顺有10万人走上街头为他送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在全国各大报纸上，从而引发了新中国最大规模的群众性学雷锋活动。

记者：雷锋做了那么多好事，是不是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陶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雷锋成长于新旧社会更替的阶段，对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深恶痛绝，对新社会的生活充满向往。1949年建国后，亿万中国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雷锋作为其中之一，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充满了激情和斗志，所以才能在自己的每个岗位上都成为标兵和模范。雷锋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出把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是来自一个热血青年内心最真实的呼声。当然，除了大的社会环境，还与共产党员对雷锋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在雷锋被地主砍伤手之后，是共产党员彭德茂解救了他，并且秘密发展他加入了儿童团，解放后又送他上学。1956年，雷锋担任县委公务员期间，经常跟着书记张兴玉下乡，张书记下到田间地头扶着犁与农民谈论收成，或坐在小方桌上筹划脱贫之路，遇到贫困的老乡也会倾囊相助。这些是年轻的雷锋认识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一言一行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雷锋在做好事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他读《毛泽东选集》，读鲁迅的《祝福》《呐喊》，也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间断的知识给养提升了雷锋的道德境界。

记者：学雷锋活动是如何发起并拓展开来的？

陶克：这要从当时我国的国情说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完成了土地改革、三大改造，挖去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赖以生存的根基。然而，在一连串胜利的锣鼓声中，共和国没能控制住前进的节奏，出现了“大跃进”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和帝国主义的反华大合唱，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国难当头，岂能坐视！年轻的共和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实事求是”，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互敬互爱、同心同德，因为只有我们齐心协力，才能跨过这些艰难险阻。也正是在此时，毛主席以他高瞻远瞩的目光看到了雷锋这一先进典型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的活动也由辽宁逐渐扩展到了全国。

记者：学雷锋的活动持续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共和国成长的各个阶段，这些活动有什么时代特点吗？

陶克：学雷锋的活动是在全国开展的，是为了精神文明建设而发起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又具有一定的辩证关系，两个文明紧密联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因此在每个阶段会随着经济建设发展而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3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是学雷锋活动的火红岁月，人们对雷锋的崇敬和对党的热爱以及对新中国新风尚的向往，形成了合力，呈现出“一个雷锋倒下去，千万个雷锋站起来”的蓬勃之势。《学习雷锋好榜样》《一分钱》等歌曲都在那个时期被创作出来。学雷锋做好事，旨在让人们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提倡人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阶段，“文革”十年动乱时期，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下，道德秩序混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党的优良传统受到怀疑与攻击，雷锋精神遭到歪曲损害，邓小平代表百姓悲愤地发出了“雷锋叔叔不在了”的呼喊。

第三阶段，从1978年到90年代，是对雷锋精神恢复和坚守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国门大开，各种思潮相继涌入。学雷锋做好事被认为是“作秀”和“争风头”。坚守雷锋精神和否认雷锋精神的两股力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论战，有围绕“潘晓来信”掀起的人生意义大讨论，有对嘲讽“北京龙潭湖救学生”的道德谴责，有“军校大学生张华抢救农民而牺牲值不值得”的人生价值大讨论，而“新时代活雷锋”朱伯儒的“炭火精神”，温暖了人们冷漠的心，奋不顾身、勇斗歹徒的雷锋战士徐洪刚被路人抢救的事迹，传递着“让英雄不再流血又流泪”的暖流。

在北京政治风波之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又一次将“学雷锋”写入党的全会决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表达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加上张子祥、李润虎、李素丽等一批“平民雷锋”典型的涌现，学雷锋活动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第四阶段，从90年代末至今，是对雷锋精神捍卫和传承创新的阶段。社会进入互联网的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尖锐复杂。有人质疑“学雷锋过时了”，有人污蔑“雷锋是假的”，江姐、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人民英雄都遭到了质疑与歪曲。我们的英雄被推倒了，大众认同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变得支离破碎。于是，“小悦悦事件”“扶人攻略”“毒奶粉”等等社会问题出现了，人们发出了正义的呼喊：捍卫雷锋，雷锋归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深入弘扬雷锋精神，并强调“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我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学雷锋的积极性。这一时期，人民群众通过建立各种学雷锋社团、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使雷锋精神在新时代也在不断传承。

记者：我们现在正处于对雷锋精神的传承阶段，具体有什么表现？

陶克：“学雷锋做好事”，是人们对学雷锋活动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谁不希望这个世界上好人好事多！但是，做好事是一个宽泛的大概念，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国好人”“道德模范”和志愿服务团队，每天都在做好事，都是对雷锋精神的传承。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每天做好本职工作，用良好的职业道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不就是做好事吗？雷锋在行行都能成为标兵，当年不正是这么做的吗？正如公益广告中说的：“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这与学雷锋活动现阶段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外，传承雷锋精神在现阶段又不仅仅指做好事，更是成了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发表了一系列学雷锋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对推动学雷锋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对于年轻人来说，有时候还是会觉得雷锋离我们比较遥远，您怎么看？

陶克：其实雷锋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遥不可及，他也是普通人，他的很多爱好也跟你们年轻人一样。比如他喜欢拍照片，你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照片都是他当时特意去照相馆照的，我想如果他当时有手机会跟你们一样爱自拍的。雷锋也会注意自己的形象，当兵入伍之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头发剪成合格的标准，而是悄悄地在帽子下面藏了刘海儿，有一次还被团领导发现并被批评。雷锋跟你一样是普通的年轻人，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他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一贯地做好事、从不做坏事，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记者：这样说来，人人都可以成为“雷锋”，是不是因此才有人说“雷锋是世界的”？

陶克：雷锋作为一个人，是中国的，我说的不仅仅是国籍，也包括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个性特点。一方面雷锋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他的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既有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仁者爱人”思想，也有墨家主张的“兼爱”等思想；另一方面，雷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在行动上的践行都是共产党人的榜样。

不过，当雷锋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时候，雷锋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精神载体，在此时就可以说“雷锋是世界的”。学习雷锋的意义在于，榜样的力量能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进而产生更多的雷锋传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锋是一颗能够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的启明星。

陶克，1953年生，河南南阳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政治学研究生。曾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现任《雷锋》杂志总编辑。著作《中国雷锋现象》(合作)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九八抗洪大决战》《编外雷锋团》被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被翻译成英文，著者应邀在英国进行雷锋演讲。从2012年开始，主办解放军报“雷锋讲台”，先后在军队和地方宣讲220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