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刚：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

当前，在万众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五千多年漫长岁月而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渊源于悠久历史的充沛底气。

首先，这份充沛的底气，源自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同根同种且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伟大文明，不论是文化价值、制度体系还是社会结构，都没有出现大的断裂。环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并不是诞生最早的文明——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五千多年，而其他文明有的产生于距今六七千年前。但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一脉相承，一直绵延至今。而其他的文明，尽管曾那么辉煌，却都中途断了线，有的成为永久之谜，有的成为千古之憾，化作和现在没有什么关系的文物，只能在博物馆中被人欣赏或凭吊。因此，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不过，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说它一直平稳发展，线性上升。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有高峰也有低谷，甚至一次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不断迎接挑战，战胜危机，通过螺旋式上升，一次次走向新的辉煌，从而在悠久的历史中整体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元气与生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古老的大门，国人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进行反思，甚至陷入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为挽救危机，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更是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一个古老文明应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这份充沛的底气，立足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虽植根于中华大地，但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系统，善于“和而不同”，乐于“成人之美”，在文明性格上从不愿意强加于人，从不推崇武力征服。在面对他者、面对异质性要素的强力冲击时，中华文明总是试图去尊重之、理解之、吸收之并融化之。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传统强调“至大无外”——“无外”不是封闭排外，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与外部交流交融，消融现实的差别和对立，最终化外为内，四海一家。比如，面对佛教东传带来的强劲挑战，儒道两家都有过排佛之举。但是，随着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佛教吸收中华文化的现世特性，在中唐以后形成禅宗；儒家则在吸纳佛教理论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精微细密的宋明理学；道家也结合百姓当中同时存在的消除罪业与健康长生的心理需求，而与佛教互为表里，利益群生。到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格局。

到晚清时期，新的“中西”问题逐渐凸显，那就是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西方传统所带来的强势挑战。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锋、吸收、融合的过程。由此，中华文明不仅成功应对了西方的强势挑战，而且实现了现代的更始重生，也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文明包容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遵道而行，含弘光大，继往开来，自信而从容地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灿烂与辉煌。当我们以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作为底气，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更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