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1929年元旦：聚会

1935年10月，周作人的《苦茶随笔》一书初版发行。书中印有一帧合影，边上有周作人的题记，曰“十八年元日刘半农马隅卿二君在苦雨斋照相”。合影人数众多，合计15人（含一小孩），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苦雨斋中的常客。合影时间为1929年元旦，这是周作人特意组织的一次新年聚会。

1929年苦雨斋新年聚会合影，此为民国报刊上发布的“标准版”。

细看合影，不难发现，马隅卿坐于最前排的桌前，而刘半农则站在最后一排的最高处。周作人之所以只题记了刘、马二人的姓名，是因为《苦茶随笔》一书发行时，二人均已逝世，书中也辑有《半农纪念》《隅卿纪念》两篇文章。在照片一侧题记，同为纪念之举。

《钱玄同日记》中，1929年的这次苦雨斋新年聚会颇为特别———这张新年合影是苦雨斋诸友合影中人数最多、到者最齐的。因为除了刘、马二人的逝世之外，从次年（1930年）开始，苦雨斋已经持续数年的新年聚会就中断了，这样的合影机会很难再出现了。聚会中断的原因，乃是因周氏爱女病逝，再无心情举办之故。钱玄同在日记中感慨道，“十年来之阳历元旦，岂明必请吃屠苏酒、日本菜，今年因上月他丧其爱女，故不举行了。”

那么，1929年的这张苦雨斋合影上，究竟有哪些人物呢？钱玄同在新年元旦当天是这样记录的：“晨十时半至岂明家，这是他数年以来要请吃的日本屠苏也。今年共十四人，连小孩共十六人。玄同、岂明、士远、尹默及子、兼士、平伯、凤举、子寉、稷如、幼渔、季明及子、隅卿、半农、耀辰也。”

北大“三沈”，即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都来了；“五马”来了“三马”，即马裕藻（字幼渔）、马廉（字隅卿）、马鉴（字季明）；张凤举、谌稷如、俞平伯、徐祖正（字耀辰）、刘复（号半农）、钱玄同；两个小孩，一是沈尹默的儿子，一是马鉴的儿子。钱玄同记录的当年这场苦雨斋新年聚会中，就只有“子寉”一人的身份不太清楚了。

再结合《周作人日记》来看，就能够了解这位“子寉”也写作“稚寉”，可知此人应为吴兆璜（字稚鹤）。吴兆璜于1919年迁居北平，师从于“桐城派”国学大师吴闿生，与贺培新、潘伯鹰、曾克耑和齐燕铭同窗受业，研习经史诗文，尤擅书法。曾为新文化运动先锋人物的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以及席间的钱玄同、刘半农等，大多都曾激烈攻击“桐城派”，并不认同该派学者的学术立场与治学方法。此刻，众多“新青年”却与此一位“桐城派”聚于一席，共度新年，其间情状与况味，颇耐人寻味。

无论如何，通过周作人与钱玄同二人的日记，上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每年皆有操办的苦雨斋新年聚会上的人物皆可明了。与此同时，那张合影上的人物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一一指认出来了。

坐在前排的6人，自左往右依次为：吴兆璜、俞平伯、马廉、小孩、张凤举、钱玄同。或倚坐沙发、或侧立于第二排的8人，自左往右依次为：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士远、马裕藻、马鉴（不确定）、沈兼士、谌稷如（不确定）。最后一排，只有刘半农一人站列。其中，除马鉴与谌稷如存世照片罕见，无从辨识，二者在照片上的位置无法确认之外；别的人物基本已可明确指认。

其实，除这张苦雨斋合影标准照之外，还有两张散见于民国报刊之上的苦雨斋合影。其中一张是这张标准照的“预备照”，由于摄制照片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物向一侧倾视，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的合影状态，可能是当年的一帧“废片”。另一张则可能是“抓拍片”，照片中的人物并非专为合影，而是随意交谈状，人物也不很齐备，只有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密友”9人。

80余年前，北京的学者作家们齐聚苦雨斋，喝一杯屠苏酒，吃一顿日本料理，照一张新年合影，这个新年过得是既怀旧又时髦，既热闹又新潮，着实是要令后世读者神往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