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经历了西学的两次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化自信，但在西强东弱的竞争格局中不得不接受全盘西化论的冲击；革命文化促成了救亡图存的伟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促成文化自信的复兴。为什么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欧风美雨的西学冲击持续已然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又需要在文化复兴的努力中总结哪些经验教训？这都是我们在讨论文化自信时必须加以解析的逻辑和历史问题。

文化自信与中国传统文化

近代以前，中国人有着延续数千年的文化自信，伴随华夏中心意识的不断强化，以文明与野蛮区分夏、夷的天朝上国观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际。自然，这种文化自信有其国威远布、剿抚蛮夷的现实来源。但我们还需关注中国传统的观念结构，藉以理解这种文化自信的思想来源，以及这种文化自信为何会在近代面临危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哲学与自然哲学不可分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精辟地概括了其观念结构。与基督教在天地与人之外引入上帝作为二者共同的造物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天地生人的观念。《易·序卦传》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的看法，在将自然万物看作人的前提的同时，也预告了结合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的思维路径。如果说“道”是自然运行的外在规律，那么“德”就是人生安顿的内在法则，而且需要追求二者结合不露痕迹、浑然天成的理想状态。在老子看来，一定是《道经》《德经》合则俱成，分则共灭，也只有不显示出造作形式的“德”才是真正的有“道”之德，而努力维护道德外在形式的“德”却不是真正的有“道”之德了。因此之故，我们才把他的经典之作称为《道德经》，才能在里面读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在这样的观念结构中，将个人价值的立足点放在“道”上，强调“人能弘道”，提倡《论语》中所说“君子忧道不忧贫”，是符合逻辑的。这一体系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是个体生命暂时性和天地万物永恒性之间的矛盾。最自然的方法是将个人安置在家族和社会之中，以个体的不断更新来保持血缘和族群的生生不息，从而实现“道—德”结构的圆满。这样，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完满地合二为一，并发展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论来。这种精神结构对“道”的终极追求，在普通百姓那里人格化为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天地为本，君师行道，亲则为始，都是“道”的本源和表现；在读书人那里则表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人生理想。传统中国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得以安放，而“吾道一以贯之”，为此不惜杀身成仁的文化自信也由此建立。

传统文化自信的观念结构，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形式上的统一性和追求上的超越性。在形式上，这种观念结构拒绝承认其“道”会随时空不同而变化，而是强调《荀子·解蔽》中所讲的“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在内容上，这种观念结构所要求的精神归宿并非指向边沁式的个人收益，而是超越个人算计的道义。孔子在《论语·阳货》讲的“君子义以为上”，将个人有限价值放到天地生民的无限之“道”中进行考量。至于具体的做法，即“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操作路径，只是将个人有限价值放大为天地生民的无限以求“道”的不同选择罢了。当功利与道义矛盾时，君子自然要安贫乐道，甚至可以放弃生命。

传统文化自信的这两个特点，对近代中国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种在个人层面上重义轻利，在国家层面上重“王道”轻“霸道”的文化自信，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无助于改变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空间扩张过程中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另一方面，“道一无二”的形式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拒变恐化，又让它在西学的冲击下显得不够灵活。“中体西用”的主张为求适应时势，强行切割了体用一致的文化逻辑，但显然有悖于“吾道一以贯之”的传统思维形式，终究未能持久。西方中心主义者反倒是为了保留“天下无二道”的传统思维形式，而把“道”的内容替换为欧美模式的全盘西化，绵延百年而其音不绝。这种主张当然会造成传统文化自信的急剧衰落。

文化自信与革命文化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于社会主义观念的文化自信也是引人注目的。对这种文化自信带来的成效，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但还需要认识这种文化自信自身的理论来源。

文化自信对社会主义革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绝非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副产品。在经典作家看来，维护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需要文化因素的参与，因此统治阶级都会将自己掌握的一部分社会资源投入到文化领域，以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并形成本阶级的文化自信。马克思据此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种文化领导权通过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等方式“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 ，从而将社会的各个方面描绘成一个具有天然合理性的统一整体。人们无以逃避像空气和重力一样挥之不去的统治阶级文化灌输，从小被要求认可现在秩序的合理性，并以亲身参与的方式去强化其再生产过程的牢固性。这种认可和强化正是统治阶级文化自信的基础。列宁关于“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的观点，也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中文化自信的必要性。没有这种文化自信，不打破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从而塑造出具备社会主义意识的自觉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资产阶级的文化并不会自动消失，故而产生了令列宁晚年相当焦虑的文化建设问题，即没有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在一个文化落后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蕴含着文化具有统合社会各方面的意识形态功能，社会主义革命与文化自信密不可分。

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自信的必要性，而且论证了这种文化自信的合理性。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带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所造成的剥削，剥去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的精致外套。也就是说，在科学上，马克思主义通过生产方式演进的时间序列说明了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在基于科学的道义层面，说明了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正义的社会形态。由此，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和道义的层面建构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自信的合理性。

对于个体而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自信还能够提供一套人生价值的坐标系统，把自己的生活意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结合起来，志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队伍的一分子。个人基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自信的这一选择本身，又会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和削弱资本主义文化的力量，从而使文化自信进入一种自我实现的进程。这样一套能够提供终极价值的精神归属系统，确实让百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数革命者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文化自信，并终身为之奋斗。

进一步看，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奠定在劳动不再具有社会强制性的基础之上。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来说，“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这一理论结构在承认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合理性的同时，也隐含着承认这种文化自信需要时间才能逐步得到证实。资产阶级文化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去整合其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合理性的统一，但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还需要时间才能被真正确证从而巩固下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难题在于其对时间的完全超越性，那么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难题就在于其对时间的极大依赖性。

文化自信与西学冲击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自信受损，在上层建筑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学冲击。如果说废除不平等条约，从而在政治上重建中西平等关系已然实现的话，那么在精神层面抚平百年创伤，从而在文化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则仍然任重道远。为什么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不可避免？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又具有怎样的理论结构呢？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曾多次遭遇周边游牧民族的军事入侵和统治，但后者从未获得文化胜利。这样的结果自然从另一个方向强化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近代以来的情形却有了很大不同，西方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丝毫没有在军事胜利之后接受中国文化的可能。李鸿章惊呼“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有几分文化恐惧在里面。西学入侵而非融合于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以经济为基础。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不能把农耕文明转变为游牧文明。但近代汹涌而来的资本主义却把农耕文明强行纳入全球商业链条。这里既有资本的推动，又有着帝国的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总是面临着市场不足的困扰，“它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另一方面，西方的殖民扩张需要经济支持，对华贸易——例如鸦片贸易——远非可有可无。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黄宇和在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英国的重要性时，比较了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收入与其在印度扩张的成本。他的结论是：“战前鸦片净收入与印度债务利息相比，约占三分之一至一半。战后，鸦片净利润增加至这一利息的两倍半。换而言之，鸦片支付了在印的帝国扩张成本。”如果不打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失去印度，而战争失败的风险又极小，那么英国的选择是既不需要太多智慧，又不需要太多道义的。资本力量与帝国逻辑的这种结合，自然会带来相应的文化入侵。这种文化入侵会在帝国主义行为合法化的同时，消解受殖方基于民族义愤的反抗，从而在两个方面降低帝国成本。这样一种出于赤裸裸经济政治利益需要的文化，消解了中西文化之间互相借鉴、共同繁荣的可能性。毕竟，文化的并存，需要以互相承认为基本前提。就这样，过去常见的游牧征服者被中华文化征服的情形，被中西文化的对抗所代替。如马克思所说的：“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既然文化帝国主义不可避免，那么其理论结构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使之能够唱响中国传统文化自信“悲歌”呢？西学在理论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从利己的个人主义出发进行理论建构。这种性恶论假设在休谟那里得到了最明晰的表达：“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社会是理性个体为了防止互相伤害、维护天赋人权的契约协定的产物，因此国家只有在保护个体自由的时候才是合法的。西学这种功利主义看法，在合法化了个人利益的同时，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慎终追远、安贫乐道的精神寄托，并且重“霸道”轻“王道”——如果说西学还有一丝“王道”痕迹的话，那就是将“霸道”本身看作“王道”。这种观念从超时空的人性出发，从根本上否定了非西方道路的存在，实际提出了一种西式的话语体系，而这是与其文化帝国主义的需要高度一致的。

面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中国文化自信会沿着怎样的路径进行反应，直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重建呢？

历史经验与生成逻辑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自信在面对西学冲击时，一开始并非根本动摇，这集中体现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上。这明显是一个对西学有所让步的口号——它与“吾道一以贯之”的信条相矛盾，隐含着对“西体”的承认。但这又是一个包含着文化自信的口号——我虽“用”不如人，但“体”仍然更胜一筹，因而是需要加以保全的目的；之所以接受“西用”，只是为了保全较高级的“中体”的手段而已。如果中国道统“体”“用”皆输，就不必这样大费周章了。可见，这种以“体”“用”分中西的思路，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它虽然放弃了天道名教浑然一体、不可切割的思考方式，却留存了中国道统的核心内容。

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断：要是“中体西用”的让步仍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那么更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是放弃中国道统，而保留“道出于一”的思考形式。但是这样的话，文化自信必然受到根本冲击。全盘西化的思路承继了“道出于一”的思考方式，但西方的“道”却是人性自私，因而只能从对大同之道的向往转到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且要求“全盘”转化而不留中西互补的空间，本身就是文化自信受到实质损害的表现了。需要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志士仁人仍旧读的是经史子集，骨子里依然期待着大道之行的救亡路线，并希冀在天地黎民的欢颜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基点。因此不难想象，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比起接受西学来，实际上是更有文化心理铺垫的。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代人，虽然激烈地反传统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细究其思想历程，又有谁不是从传统文化中一路走来呢？

社会主义一开始在中国重建的文化自信，虽然有许多与传统文化自信的暗合之处，但明面上仍然与过去一刀两断。在当时的理解看来，旧有的传统文化毕竟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就其进步性而言，甚至不如资本主义性质的西学。这是一种将文化与其经济基础直接等同起来的机械思考方式。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优秀文化观念在资本主义之后又被人们接受，在马克思看来甚至有某种必然性。在他眼中，由于社会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在共同生产、集体生活等方面有着类似之处，因此一些朴素观念在更高级的制度形态中，又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于是我们会看到它们“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实际上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应有的关系。报本反始、慎终追远的传统态度，既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引导人为人民、为理想而献身的方向相一致，又恰恰能够中和西学中极端利己倾向的影响。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由于对文化的延续性认识不够，在两个方面增加了坚持文化自信的困难。首先，如前文所言，革命文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承诺，是难以在当前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兑现的，故而必须面对利润原则及西学的挑战。如果传统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难以普及，而仁德道义的中和力量又被抛弃，面向西学的弱势心理就可能代替我们本来应该具备的文化自信。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人为对立起来，必然增加坚持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困难。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将是我国相当长时期的基本国情，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有以更高形式复活的潜力，而且在今天仍然有极深刻的影响，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时，消除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必要的。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生成必须借鉴的历史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和真正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革命文化，无须各自单独面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两者分别重建文化自信的努力均遭遇困难的历史，提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必须看到它们之间诸如道通于一、重义轻利、在社会理想中实现个人价值等共通之处，并借鉴西学的合理成分，才能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也只有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西学中可资借鉴之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够树立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本文是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中国经验”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