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要害是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要害是历史唯心主义

摘要: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是对历史与现实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对我们认知现实与未来之间辩证关系具有当代启迪。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若隐若现、时隐时现,其矛头所指异常明确,而今借助网络大有泛滥之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它,也必须重视它,而轻视不得,更忽视不得。

对于“历史”的界定,可谓仁智俱见。一般说来,历史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蕴:一是“史”;二是“史学”。作为“史”,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臆造。作为“史学”,因了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是一种多维度解读的结果。也就是说,诠释历史的学派异彩纷呈。但是,历史不是一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随便装扮涂抹。对历史的正解和曲解,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其分野的基本标识。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恩格斯也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反映“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的认识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历史发展进程不允许任意臆造。

“虚无主义”(nihilism)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拉丁语中的“nihil”,意为“什么都没有”。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结果,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历史的规律性,这种虚无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承认历史进程中的个别现象而否定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而否定其发展的整体性,片面地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支流而否定其主流。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地理、气候、文化传统等环境性因素决定着历史的基本走向。个人在历史的“必然”潮流中,无可选择,也无可作为;即使在“可否作为”问题上凭着直觉得到肯定性答案,但也无法解决“如何作为”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特质。因此,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和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假“反思”历史之名,歪曲“解放思想”之原意、真意,实际上是“否思”,进而使人们进入“迷思”状态。这种“反思”的逻辑和路径是: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社会运动,否定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五千年中华文明。这种“反思”的目的和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连根拔除。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曾发表过两篇著名的文章,一篇是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是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中,毛泽东这两篇文章中鞭辟入里的著名论断迄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如何理解历史,不仅仅是今人的事,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他曾在引用古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箴言之后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借机攻击、筹划、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因此,“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这是发聋振聩之宏音大声。

如何观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要掌握并善于使用三种工具,即望远镜、显微镜、广角镜。使用望远镜、高倍望远镜,是为了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使用显微镜、高倍显微镜,是为了见微知著、一叶知秋;使用广角镜、高倍广角镜,是为了开阔视野、博采众长。总之,就是把历史问题看清、看透、看准、看远,透过现象甚至乱象看本质。这是一种本领和能力,也是一种境界和品格。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由此观之,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曾长期领先西方,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直到清康雍乾。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东方的古老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到历史的岔路口。大变局、岔路口,要求我们做出选择、做出抉择。

2017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海和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同志在三幅相似的图片前久久凝视。一幅,中国近代时事漫画《时局图》,列强瓜分中国,熊、鹰、犬、蛤蟆盘踞中国版图;一幅,清末给列强赔款的惊人数字,白银令人痛心地如开闸河水般涌出国门;一幅,马克思观察中国国情后写下的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习近平同志连连感叹:“多屈辱啊!多耻辱啊!那时的中国是待宰的肥羊。”

鸦片战争之后的时代,是中华民族风雨如晦的悲剧性时代,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觉悟性时代。我们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求索和不屈不挠的抗争,期求改变旧中国社会性质和悲惨命运的中国人民,从走投无路到以西方为师,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从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昭示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新路。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更是一种历史的逻辑和发展的逻辑。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我们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比肩而立、并肩前行,再到领跑、引领。这是一种升华。

关于以西为师,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精辟而又形象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

关于以俄为师,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也有一个落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问题。同样,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也有一个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即服水土的问题。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该文有两个著名的小标题,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前者讲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后者则使用了3个“中国”的字眼。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942年,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与核心要义。

以苏为鉴,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探索走自己的路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之后,1960年4月30日,毛泽东总结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一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所谓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观点。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我把这一思想观点概括为“写字论”。毛泽东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自己的道路。实际上,这就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帷幕。但是,提出“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不等于就能够顺利、完美地实现这一“结合”。这一“结合”,依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实践过程。我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走了很多、很大的弯路,留下了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遗憾。

责任编辑:王妗校对:董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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