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 新时代：国家战略能力与地缘博弈（2）

（二）重点国家的极限和底线 

我简单地把俄罗斯、美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战略利益线标了一下。

美国的利益边界线过长。美国因为是海洋帝国，安全边界线特别长。海洋帝国要防止别国入侵，就必须控制整个海洋，也就意味着必须时刻提防一流大国，因为能越过海洋挑衅的都是一流大国。国家有两条边界线：安全边界、边界安全。安全边界指的是利益边界线，边界安全就是主权安全，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如果利益线和边界线差太远，就很难控制。美国的利益边界线太远了，看上去比较威武，但是耀武扬威需要资源，当资源不够的时候，敌人就多了。

东北亚地处美国战略极限之外。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极限，美国的极限实际上达不到朝鲜半岛，因为这里离它的核心利益线太远了。因此，它在这一区域只能佯攻，不能实战，实战必败。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都明白，所以朝鲜战争是艾森豪威尔叫停的。他明白国家不能在非重要利益上太过用力，即使在朝鲜半岛打赢了，美国也无法长期控制。二战中，美国也是将东北亚连同日本交给斯大林解决。《雅尔塔协定》是战后合作的基础，之所以能成为基础，就是各方力量都找到了各自的边界，找不到边界是无法合作的，更不必说长期稳定。

日本南向战略极限在台湾，而日本的战略极限却是中国的战略底线，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占了台湾，而台湾是西太平洋的枢纽。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齿唇依存的关系，谁占了台湾，谁就得了黄海，得了黄海就控制了西太平洋战略形势转换的枢纽地区。为了保住台湾“战果”，近代日本的防御半径一直划到整个中太平洋，由此也就有了中日战争，继而太平洋战争。随着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其防卫半径及其成本就不断飙升，最终将日本压垮。拉皮筋与战略设计遵循同一道理，原则是皮筋既不能拉得太过，也不能收不回来。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点是版图超大，因此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个扩张国家。其实20世纪以来俄罗斯已是一个扩张力释放殆尽，因而是底线和极限近乎重合的国家。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通过黑海海峡向南扩张的企图受到重挫。俄罗斯能控制黑海北部海域，但始终进不了地中海。能进入东北太平洋，但控制不了北太平洋，望洋兴叹成了俄罗斯的宿命。

二、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

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

苏联和美国都是在“五大三粗”的时候，也就是强盛的时候，没有经过战争就衰落的。这说明，技术、装备固然重要，但真正导致国家衰落的往往是这个国家战略能力的衰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搞战略的一不知唯物论，二不知辩证法，而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比原子弹还强大的武器。展示财富，不是强，展示军队，也不是强，强大的思想才是最强的。

地缘政治不是研究地理和地理的关系，而是资源和目标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的关系。国家要的是实现战略目标，而非占地盘，目标定了，资源能不能跟上？我们知道空间距离远，所耗资源就多，距离近但地形复杂，用的资源也多。战略家应该研究资源和目标在一个特定地理空间中的转化关系，不能实现目标，一切都是白搭。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运用上述方法的典范。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距离并不远，但中间有着海拔4000—7000米高的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天然屏障，而且近乎垂直，这样的地形，后勤供给就要重新考虑。有些人只看平面地图，想不明白为何中国军队打到藏南就撤退了，但只要去看看立体地图就能理解，地形决定了中国必须速战速决。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谈到中印后勤比较时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基辛格评价这场战争时就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在地形极为复杂的情况下，目标就不能设太高。

（一）领导层战略思维能力的弱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竞争。在两个国家都觉得吃不消时，苏联犯下了不可回逆的致命错误，即把自己的盟国——中国逼到美国一边，从此，苏联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倡议的全球化，认为世界不需要战争了，战争将导致零和结果，所以他首先放弃战争而选择走和平道路。但他没有学好唯物论，没有认识到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最终导致苏联瞬间解体。当然，这不能归责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当时苏联整个领导层、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唯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唯心论是国家战略能力提升的大敌。   

（二）战略上的狂妄和失衡决定了日本必然战败

毛泽东同志曾说，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两线作战。希特勒、拿破仑、赫鲁晓夫、小布什都是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二战中，日本打到珍珠港树立两个敌人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最终中国赢了。日本输在哪儿？1931年的时候，日本开始向中国挑战，他的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一个消化和被消化的关系，军费如果过大，一定消化不良。1937年日本向中国开战时军费占14%，有10%的增长，1941年军费占28%，1942年向美国开战时军费占34.6%，1944年军费占98.5%，它的战略目标无限扩大，大大超出自己的能力极限。日本的优点是敢打、能打，结果用力过头把自己打倒了。优点过度使用就是缺点。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是错，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这是东方的思想。西方是非黑即白，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中国人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按经验，西方人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按理论、按规则。我们常说“经常”，意思是理论不能背离常识，西方是常不离经。近代以来，作为东方人的日本人换上了西化的大脑，塞满了形而上学的东西。

（三）体制和结构决定了美国的扩张性战略难以收敛

二战后美国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其国家命运也因此为军工资本集团所操纵。艾森豪威尔曾警告美国要警惕军工复合体。战争时期，军工资本对国家是有利的，军工资本也因世界大战坐大并反客为主。战争结束意味着军工市场消失，于是美国军工资本家为了赢利就推动国家战略理论向扩张和激进的方向发展，最终促使美国打了朝鲜战争。真正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战略思想家是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年），他强调“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但主张从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凯南却被推上战略家的地位，并最受追捧，凯南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军工集团。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进入冷战后，美国军工产业大发展，朝鲜战争对美国是灾难，对美国的军工却是狂欢盛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战争的逻辑：国内的稳定繁荣靠海外战争维持。

但今天美国的形势已大不相同，因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已由“再而衰”进入“三而竭”。美国已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员条件，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目前特朗普的软肋在哪里？就在世界和平。没有战争，他就维持不了国内军工生产及其就业，这是他目前气急败坏的原因。

如给今天的美国诊病，那就是“肾虚火大”。“ 肾虚”是没有民用的实体经济，“火大”是干着急。观察美国，应注意它自身固有的逻辑，即资本的逻辑，比如美元指数往往是美国政治的晴雨表，凡是美元低点时必然有大事。70年代初，美元持续下跌，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美元逐渐回升。1978年，美元又到低点，这时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快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都大规模需要美元，由此，美元从货币变成商品。尼克松之后，美国从产品生产国变为美元生产国，脱实向虚。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性大大降低，但美国当时的情报部门仍极力坚持苏联是敌人的定位，要搞“星球大战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军工产业的赢利。关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安德罗波夫说：“美国人计划的底线是让我们的开销超出承受能力，当然了，美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大企业有活可干”。战后历史表明，美国军工投资率与失业率成反比，军工投资低的时候，失业率就高。通过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也可以看出军工生产对美国社会的作用，美国基尼系数较低的时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时贫富差距也是较小的，这是因为发生了越南战争。有战争，军工业就发展，人们就有工作，今天同样如此，美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战争，而这也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美国的全球扩张是制度和结构问题，因为没有全球扩张，资本就不能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