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

我于1938年4月出生在丰台区南苑镇，今年正好八十周岁。八十年的生活经历，“改革开放”的1978年正是我人生的一半，也是我幸福生活的转折年。1948年12月17南苑镇解放，给了我求学上进的可能，1958年9月我这个幼年丧父，家境并不富裕的苦孩子，从北京十八中毕业，考入了清华大学，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夙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神州大地。鉴于我的家庭困难，上班远等原因，1979年我从地处西郊的“化工部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调到了地处南苑的“北京晒图机厂”，这个职工只有二百多人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在负责几年的技术工作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伟大理论将昔日的“臭老九”改正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83年我被“北京微电机总厂”党委任命为“北京晒图机厂”厂长，并兼任过“北京微电机总厂”技校校长，1984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挑起了全面工作的重担。白天工厂就是我的家，晚上才回自己的小家。那时，工人们的工资都比较低，特别是青年工人住房又比较困难，忆起我1975年为改善住房条件自己脱坯盖房的艰辛，我就带领全厂职工建食堂，解决职工中午吃饭问题，并在南苑房管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几十户职工的住房，并在屋外加盖了3平米灶间，免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大大地激发了全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那时，我们为总厂组装排风扇，工人三班倒，晚饭后我还要去厂里解决生产和技术问题，连我的儿女们也有时跟着我去厂里给上班的工人们扇扇子，轰蚊子（车间在小龙河边蚊虫较多）真是将厂子当成了自己的家，就连1989年我母亲病危时，我还在河北加工厂返京的路上。

1987年改革的步伐加快，我又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竞标，结果我战胜了其他合伙租赁的竞标对手，北京市仪器仪表总公司总经理商宝坤同志代表出租方，我为承租方签署了个人租赁北京晒图机厂四年的合同，开了北京个人租赁企业的先河。总厂厂长张青和总公司书记李永安出席了签字仪式，北京市公证处洪亮作证。此举得到了我爱人高华的大力支持，将她家的房产抵押担保，总厂张青厂长，厂办公室主任张明顺也将自家的冰箱、彩电作为我的担保物。租赁四年期满，经过总公司审计处严格审计、查库、清账，我完成了合同内规定的利润指标，租赁期结束。我也因高血压、冠心病而结束了我八年的厂长任期，1991年初经北京市仪器仪表总公司批准办理了病退手续。在任职期间，1988年我被评为高级工程师，我爱人也从南苑医院调入丰台幼儿师范学校担任《幼儿卫生》课的老师，母亲和我们一起搬进了东高地两室一厅的教师楼，告别了南苑自盖的灰土房，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

1998年我家又换房搬进了方庄小区，住上了带电梯的高楼。2008年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又将南苑镇列入棚户区改造计划，居民陆续搬进位于槐房西路的“南庭新苑”的高楼，地临地铁四号线，我在南苑1975年自盖的灰土房也在拆迁之列（三间危房换成了“南庭新苑”的三套带电梯楼房）。而原晒图机厂的职工也告别了原宿舍，搬进了两居室的楼房，个别人家还分到了两套，人们都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分享红利，百姓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回顾八十年的生活历程，全国解放中国共产党给了我求学上进的可能，清华大学的光环照耀着我成长。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给了我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现在又享受国家给予老年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母校清华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写下感言：

清华学子忆清华，六年寒窗苦有涯。

（我是清华大学第一届六年制学生）

改革开放结硕果，晚年盛开幸福花。

告别土房住高楼，生活无忧人人夸。

一生感激共产党，纵观世界品香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