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凤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美丽中国（3）

五、城市化关系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全局

美丽中国建设的外在直观表现是保护环境，提高生态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层内涵则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因而有着更高的要素配置效率和更低的交易成本。城市是人居中心，享受同等生活水平在城市消费比在农村更节约。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前提，也是城市化的动力，这一点我们过去强调的比较多，但同时，城市化的动力不仅仅是工业化，服务业、教育的发展也同样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化推动力的根本，还是在于人们追求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分散的工业化与工业经济规律相悖，而依托于城市的企业集群则更有效率。治理环境染污，开展生态修复和生态工程建设有赖于先进技术装备的支持，城市是技术创新中心和装备制造中心。“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的短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城市要为农业转移劳动力和农产品提供市场，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技术、资金、装备等强有力支持。以城带乡的前提是城市的强大和城市的率先发展，“小马拉大车”是拉不起来的。城市是人居的主体家园，城市化发展关系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全局。下面，我进行两点深入分析。

怎样看待“城市病”问题？学界和舆论界对“城市病”问题的讨论非常多，引发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当然，“城市病”包括很多，比如粮食安全、公共安全风险、房价高等问题。今天，我主要针对污染和拥挤这两大主要“城市病”进行分析。

首先，看城市污染。任何人类生产生活都要耗费一定的资源能源，同时，也要排放相应的废弃物。人居中心和产业中心地位决定了城市是资源消耗中心和“三废”排放中心，由此也决定了城市排放超过自然净化能力的必然性和城市作为污染治理重心的地位。从另一方面看，城市“三废”的集中排放又为污染的规模化治理和资源的再生与循环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什么有些小城镇的污水处理设施“开三停四”？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污染源的汇集成本高，总量还不够大。因此，依托城市污染的规模化治理更有效率，也更加可持续。

其次，看城市拥挤。人口集聚、人居中心与拥挤从来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关键是把握合理的人口聚集密度。人口聚集是以空间换时间，提高了交易效率，减少了合作成本。同时，这种聚集也开拓了服务业市场规模化的需求空间。一些农村的服务业为什么数量少、品种单一？就是因为没有规模化的需求。此外，拥挤也为完善交通体系提供了市场条件。城市为现代化轨道交通体系建设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支撑。发达国家曾经发生的城市郊区化和上个世纪末的城市中心区再生运动，以及我国当前少数超大城市中心区的功能疏解，本质上都是人口与空间资源的再平衡，区别只是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和欲达目的不同两种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规划建设水平的提高、发展理念的调整，通过新型城市化，建设生态城市、环保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宜居城市、智慧城市，可以把“城市病”的危害降到最低，从理论上可以无限接近城市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作为理论分析，完全没有“城市病”恐怕只是一个美好的目标，而实践上做起来，很多相应的条件是很难具备的。城市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要阵地，新型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节点。

推进城市化，要有正确的形势判断，以正确的城市规划为引导。那么在这方面，由于学者的知识结构不同，因此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或不同的观点碰撞。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在10%以下，也就是说，非农产业比重已达到90%以上。据《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7.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共占73.0%。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我认为，今后几十年我国还将有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城市是人工产物，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城市的区位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城市规划要与城市发展规律相吻合，方能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否则那种导向作用可能就是负的。人为地控制城市规模成本极高，或者根本达不到目的。城市人口增长是有内在动力在促使的，包括城市的吸引和农村的推动。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城市化远未完成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大城市的率先发展，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较高比重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一定限度内，城市人口和城市效益呈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当城市在初始阶段，它往往处于极化阶段，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才迎来人口的拐点，产生效益扩散。现在，中国大多数城市还处于极化阶段。以上是有关城市化的问题，我说的稍微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