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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与启示

摘要:毛泽东同志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青年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对人们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我们现在通过探讨青年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过程、动因,以启迪新时期的人们确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

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黄金时代。一般说来,青少年时期有什么样的基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在一定程度就决定了他或她今后所要走的路。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的必然。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生活在近代中国政坛乱象横生、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才华横溢、思想活跃激进,怀揣着“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重任,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实现思想的转变?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如何形成的呢?针对这一问题对教育和培养新时期的人们确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实作用的。

一、青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过程

(一)一心为国为民——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思想前提

与同时代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毛泽东早年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十三岁……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①]儒家文化所宣传的忠君爱国、父慈子孝等纲常伦理在他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随着学识的增长,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的国家积贫积弱也深深的印在了他的脑海中。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在这里,他阅读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想使毛泽东深受启发和鼓舞。毛泽东品读谭嗣同时认为“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②]1911年春,毛泽东到省城长沙读书,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又一次深深影响了毛泽东,他在学校发表自己的见解痛斥清政府统治的黑暗和残暴,表达了对祖国兴亡的深深关切。在长沙读书期间,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影响较大。杨昌济对曾国藩、谭嗣同的极力推崇,他强调运动、立志、修身、学以致用、实事实是以及“实现自我”等等,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③]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对毛泽东的思想成熟影响很大,毛泽东曾对这本书做了详细的批注。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一名积极追求真理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新青年。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重大的一份刊物,他把西方先进思想同改造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使一向忧国忧民的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读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问题。”[④]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把开民智和兴民心视为救国的第一要务。认为国人只有自立,国民性才会发生变化,天下之事才可为。为了改造中国社会,他开始对中国的社会改良主义进行积极认真的探索和实验总结。1917年冬,毛泽东与蔡和森、肖子升等人组建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民俗”为宗旨,强调个人的修养,这表明青年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一名改良主义者。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⑤]这也为毛泽东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进行了思想启蒙。

(二)受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观的初步形成

1918,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及谭平山、邓中夏等有志青年,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多篇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尽管没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了解,但也让他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许多新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发动了湖南反帝爱国运动。为促进群众觉醒,毛泽东于1919年7月任《湘江评论》主编,在第二、三、四期上连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篇论文。在《创刊宣言》中,他呼吁民众对抗一切强权,他相信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⑥]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开头便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⑦]“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求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⑧]这同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群众路线”相吻合,说明从这时起,毛泽东思想中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因子了。五四运动,让毛泽东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青年毛泽东开始初步吸收并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可以说,通过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人物的思想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头脑里已经萌芽。但“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基本上还是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民主主义者”[⑨]。

(三)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主义观的真正形成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开始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巨大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他同正在北京大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保持者密切联系。之后,毛泽东到上海和陈独秀热情地讨论了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谈论了追求和信仰问题,交流了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这时的毛泽东较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返回长沙后,毛泽东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如他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倡导去俄国勤工俭学;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号召全体人民行动起来。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后,毛泽东深感用“温和的”方式革新中国行不通,“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⑩]。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他感慨到:“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1]随后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2],并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3]。1920年冬-1921年春,毛泽东初步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14]在1921年初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理清。他强调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是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利,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5]1921年年初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6]。唯物史观的确立,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真正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责任编辑:刘媛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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