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逻辑（3）

商鞅变法使小农经济制度在秦国得以建立，标志着小农经济制度开始确立。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不仅为秦国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奠定了基础，也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商鞅变法在构建小农经济基础方面做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使所有的大家庭变成小家庭，每一家只要有两个以上的男劳动力的，必须要分家立户，保证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男劳动力。这样就保证了农业生产能有重组的劳动力来耕作，小农家庭从而得以确立。不仅如此，商鞅变法在税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推行按户征税，鼓励每个家庭耕作更多的田地，促使农业得到发展。这样一种改革促使当时的秦国迅速发展，不仅在农业方面迅速的强大，同时军事也强大了，因为平时劳动力是在田里耕作，碰到战争了，每家每户的劳动力就是他的军事兵源。商鞅变法后确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无疑为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证。它使土地、劳动力、家庭、农业、自给自足这些因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男耕女织祥和安谧的田园诗景象。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小农文化，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和本质特征。这样的小农文化从秦汉到清代，一直影响了两千多年，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小农经济基础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主要社会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即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发端于春秋战国，确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大生产向小农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建立与小农经济相匹配的管理体制，这时候出现了向中央集权过渡的一种方式，这个过渡时间也比较长。小农经济是最需要稳定的经济，它需要风调雨顺的自然稳定，更需要安居乐业的社会稳定。但是，当时的分封制不足以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所以，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的任务之一，是要建立与小农经济相匹配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发端于春秋，定制于商鞅变法，确立于秦始皇，一直延续到清代的郡县制。从中央直接任命县一级的官员，这样一种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小农经济社会相得益彰，保证了小农家庭的稳定，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保证了一个大国的稳定。

所以从秦汉开始，中央集权的专制文明又有两个非常鲜明的风格：一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非常之大；二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规模之小。所以，国家之大和生产单位之小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文明的两个独特风格。这一大一小的结合且相得益彰，是中国古代先贤们摸索总结的独到之处，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者说，它的绝妙之处是使这两者之间结合得非常完美。怎么完美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第四个社会特点。

  第四个主要社会特征是儒家的伦理约束。一个国家很大，并且是农业国家，而且还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这两者怎么结合呢？这就需要一种伦理来约束它。在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想的资源。虽然儒学在春秋时期并没有被重用，但是到秦汉以后，小农经济基础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使这种思想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在秦汉到明清之间，儒学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题。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主题有四个基础：一是中国自秦汉至明清皆为中央集权制国家；二是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社会；三是农业自然经济需要稳定，也最渴望稳定；四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发展属于渐进式的发展类型，比较温和，讲究渐变，讲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儒学思想正好维护了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特点，维护了社会的结构，也维护了社会发展的发展类型。所以，儒学思想体系既保护了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基础，也保护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中国农业国家之大与生产单位之小，靠儒学的伦理思想体系维系起来了。

儒学的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一是崇尚“礼乐”和“仁义”的等级制；二是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三是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四是注重伦理道德和自我修身养性。这些特点正好和小农经济社会、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大一统国家完美得结合在一起，因为小农经济的大国需要稳定，儒学最讲稳定；小农家庭需要秩序，儒学最讲秩序；专制社会需要等级，儒学就是最充分最有理性的等级文化。所以，这样一种儒学思想资源，正好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完全吻合。所以它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产生，但是只有在秦汉以后才能够有发挥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