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逻辑(4)

摘要:本文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纲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品性、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石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逻辑。专家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古代社会发展在经济领域的思想体现,是中国古代经济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变迁的直接反映。在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行机制、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科学技术、国际化全球化浪潮、现代思想方法等宏观大背景条件下,亟需社会经济管理在体制机制、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变革。

在这个时期,儒学思想作为文化主题,实行了一种政治-伦理的中心主义。政治是伦理,伦理也就是政治。在这个时期,伦理的重要性使儒学有可以发挥的历史舞台。中国是个大国,又是小农经济的国家,如果没有维系大国和小农经济这二者的价值系统,这样的大国就无法统一。不统一,则大国的稳定就没有保证;不稳定,则小农经济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以忠孝为本,以忠孝治天下的理念就可以大行其道。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简单,社会关系也简单,一切经济关系,乃至一切社会内容,都由道德伦理来调整,都由大的伦理来约束。儒学思想、儒学伦理能够在这个时候有这么重大的作用,和这种状况有极大的关系。宋代赵普有一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意思也就在这里。其实《论语》能不能治天下,有待商榷,但这个典故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在中国这种“政治就是伦理,伦理就是政治”的社会条件下,用伦理来治理天下、治理社会是非常有效的。正因为这样,修齐治平、三纲五常的道德信念,才维护了中国大一统专制社会,保护了中国的小农经济,符合自然经济和中央集权时代的本质要求。

儒学伦理的约束的作用是非常深远的。儒学伦理和中央集权、小农经济的结构方式,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基本稳定(也有人说这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这和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密不可分。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农业文明时代,辉煌时期能够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也和这种结构有直接联系。很多西方学者也一直在探索: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文明时期能够独领风骚?儒学伦理约束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起的重要作用非常明显,也非常深远。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纲领——儒学依赖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小农经济需要稳定,儒学讲稳定;小农家庭需要秩序,儒学最讲秩序;专制社会需要等级,儒学就是最充分最有理性的等级文化。所以我们说,儒学的思想体系,既适应也保护了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和专制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纲领——儒学依赖从三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理论观点的儒学化,二是治理经济的自然秩序,三是经济思想的发展曲线。

理论观点儒学化

我们可以从分配观、产业观、价值观、消费观四个方面来探讨经济理论观点的儒学化。

第一平均主义的分配观。孔子在《论语》中有一句话:“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有人说,孔子没有讲要平均啊,没有讲平均主义啊!实际上“均”并不是完全的平均,平均是“均”,均衡也是“均”,均衡也不是绝对的平均。孔子这句话的思想,更多的是如何看待均衡问题,他主要是反对破坏礼制的均衡,反对破坏等级差异的均势。但平均主义作为一项国策,则从体制上和分配制度上支撑了贫苦农民对土地的保护,也抑制了权势者对土地的大肆掠夺和兼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有了积极意义。

第二重本抑末的产业观。产业观是我们现代的概括,古代的概念是重本抑末,这也是中国先贤们的一种创造,用“本、末”两个字或者说两个极端的对立面来概括产业问题。最早是商鞅提出“事本禁末”,“本”就是农业,“末”当时没有特指工商业,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主要指工商业,他是什么态度呢?崇尚农业同时压抑禁止末业(工商业)。到了汉代,《盐铁论》中提出“重本抑末”,就是有轻有重了,还不只是“轻”,而是“抑”。在商鞅时代,虽然商业还并不是很发达,但是当时已经提出“事本禁末”。

到了汉代,商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汉初采取的政策就是“重本抑末”,把对工商业的压制作为基本国策。这样一种儒学信条,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代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现在看来,这样一个观念和当时中国古代社会有自然联系和必然联系。这个产业观就是把农业和其他产业完全对立起来,不仅对立而且采取“本末”的观念。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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