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逻辑（6）

第二，强调治理经济的自然秩序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先礼后经，天下安而后有农。先礼之后讨论经济，天下安稳了，才有农业的繁荣昌盛，才有农业的丰收，不言利而利益自在。孔子当时是不言利，或者罕言利，但是不言利不是不追求利益，毕竟人还要活着，社会还要发展，需要农业基础，需要衣食住行，怎么办？利益是可以有，但是必须在服从礼制的等级条件下追求你的利益。所以要用仁心仁术、三纲五常来治理国家，这在汉代、唐代以至宋代都取得了历史的辉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看，在逻辑顺序上，往往是先有政局稳定，再有经济繁荣、农业丰收、文化昌盛。我举三个历史时段的典型案例。

第一个是汉代，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汉景帝的时候，还是在创业阶段，还在制度建设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经过几十年的社会调整，制度的调理，到了昭帝和宣帝才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才出现了社会的繁荣景象。

第二个是唐代，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中间也是有几十年的时间。唐朝开国时期，也是在调整理顺关系，调整制度，来维护社会稳定。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和努力，到了开元才出现了唐代文化的鼎盛时期。

第三个是清朝，从康熙开始，经过雍正，最后到乾隆出现繁盛。康熙和雍正时期都是在创业阶段：康熙主要是平定社会的动乱，维护整个新的王朝的统一；到了雍正时期，进行制度调整，使社会出现稳定的格局。最后到乾隆时期出现繁盛，达到鼎盛。

这三个历史时段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治理秩序是有效的，而且只有这样一种顺序才能够取得文明的辉煌。

二是先义后利。先考虑仁义道德，再考虑利益问题。所以当时子贡向孔子问政，怎么治理国家，孔子说了一句话：“去兵，去食，民无信则不立。”军备、粮草、民心这三个哪个重要？孔子说，如果要去掉一个，首先要把军备去掉；如果再去掉一个，可以不要粮草，如果没有民心，如果没有信义，军备没有用，粮草也得不来。儒学在考虑经济利益时，不仅要把它放在仁政和社会安定之后，同时认为经济利益与道德理念、与仁义礼智信相比，是次要的。后世后人也一直在遵循这样的理念。

（三）经济思想的发展曲线

儒学产生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迄今还未发现一件论述经济问题的专书和专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动力，特别是随着儒学主导地位的建立和巩固，这种作用尤其显著。

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理念在经济思想中开始大行其道，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盐铁论》这本著作。《盐铁论》将经济思想中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三个观点完全儒学化了，从此成为正统经济思想的三个主要信条，从而也使这些观点教条化和保守化了。

到了清代，鸦片战争爆发，社会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关节点。我们看张之洞的洋务运动。虽然张之洞是洋务大臣，但是他办洋务不忘“中体西用”，办洋务于兴儒并举，可谓一大悖论。为了“以正人心”，张之洞明确提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他在那个时期还在推崇三纲五常，用三纲五常的理念和规范来办洋务，不仅发展现代工商业，还想跟西方的列强来抗衡。

康有为也是如此，他是戊戌变法的主将，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主张。但康有为变法维新主张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依然要借孔子的权威来论证其维新的权利，要依托孔子的思想精髓，证明自己是孔子道统的继承者，证明变法合于“圣道”。

张之洞和康有为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过程当中，还不忘兴儒，高举三纲五常的旗帜来兴办洋务，来和西方列强抗衡，来进行维新变法，这是一个中国近代特殊的现象。这是从思想曲线发展角度考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儒学的紧密联系，甚至是依赖关系，并且这种依赖关系不仅没有削弱，还在逐渐增强，这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