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家庭关” 先正“家庭观”

作为领导干部，需要过的“关”很多，如政治关、思想关、能力关、利益关、社会关等等，其中还有重要的一关就是“家庭关”。

能不能过好“家庭关”，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家庭观”。家庭观，是指领导干部对家庭本质、家庭作用、家庭责任、家庭关系等的认识和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家庭问题上的综合反映。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家庭观，就有什么样的家庭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家风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行为。领导干部要过好“家庭关”，必须首先纠正错误的“家庭观”。

纠正“家庭是隐私，组织管不着”的错误观念

较长一段时间里，有的领导干部把家庭视作自己的“私人空间”，以家事与公务应当分开、隐私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为名，认为家里的事情组织上没必要知道，自己也没必要向组织报告。还有的认为，只要家人不是党员，组织上就管不着。有的干部对自己的婚姻状况如何、配偶开了什么公司、子女在哪儿工作、家里房子有几套，在组织面前躲躲闪闪、支支吾吾，要么一声不吭、藏着掖着，要么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刻意瞒骗、同组织“躲猫猫”。

我们常讲在党言党，党的领导干部自然要按照党的纪律规矩办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及时报告个人及家庭重大情况；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有关事项应当在党内一定范围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对领导干部来说，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无可厚非，但这种空间绝不是组织不能监管的法外之地。领导干部是公职人员，要求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供组织在一定范围内掌握。首先，需报告个人事项的范围是有所限定的，仅限于与领导干部权力行为关联紧密的家事、家产情况，且知悉范围也是限定的。其次，家庭作为与领导干部关系最密切的生活空间，是领导干部从政用权行为的重要延伸之地，加强对领导干部家庭重大事项的管理是从严治吏的客观需要。一名自律严格的领导干部，其家风必正、家教必严，其家庭也必然是经得起检验的“清流人家”。相反，如果领导干部任性用权、以权谋私，其违纪违法的行为也必然在家庭中找到线索、得到反映。因此，党组织根据一个时期干部管理监督的重点，对领导干部必须向组织报告的重大事项作出规定，是加强党内监督、干部监督的必要措施。

能不能按规定向党亮家底，是检验领导干部对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对领导干部来说，如果连个人事项都不愿、不敢向组织报告，又怎么谈得上对党忠诚老实？事实也证明，那些在个人事项报告上遮遮掩掩、怕见阳光的领导干部，往往心里有鬼、经不起核查。事无不可对党言。在组织面前，每一名干部都应当是无私无畏、襟怀坦白的，都应当是老老实实、坦坦荡荡的。把自己交给组织，做一个“透明人”、一个让组织“托底”的人，才是一名领导干部应有的正确态度。

纠正“与己无关，撒手不管”的错误观念

有的领导干部工作繁忙、早出晚归，甚至在异地生活，家里的事情顾不上、管不着，觉得既然管不了还不如不管。有的认为下班就回家是“没本事”的表现，宁愿在外应酬打发时间，也不愿回家陪伴家人。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支配下，有的领导干部疏于治家，对家人失察失管：家里的孩子不管教，家人的思想状况不了解，家人的经济活动不掌握。甚至家里出了大事，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自己还一无所知、蒙在鼓里。

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对家庭负责、为家庭尽责，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一个对家庭缺乏责任感的人，谈何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尽责担当？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要教育家属、子女不搞特殊化，不打着旗号收受好处、乱说话、乱办事。应当看到，相比普通家庭，领导干部的家庭更加受人瞩目，一言一行都处于社会的聚光灯下，家里管不好，经常出状况，既分散领导干部的工作精力，也可能因为家人的不当言行损害党的形象。所以，那种认为家事与己无关、可以撒手不管的思想，那种以工作忙为由放任家人“自由发展”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对待家庭，领导干部不仅要负责，而且要尽责，要尽教育引导之责，尽提醒警示之责，尽管理监督之责。

毛泽东日理万机，仍不忘时常给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等写信，大到理想、前途、事业、婚姻，小到身体状况、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处处体现着父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刘少奇十分重视对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经常通过开家庭会、单独谈话、聚餐交流、写信等形式，引导孩子健康成长。领导干部有了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等才是有品位的安排。《礼记·大学》里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我们党的领袖对家庭的重视、对家人的关爱、对家风的培育，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纠正“一人做官，全家享福”的错误观念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当了官，是家族的荣耀，如果不为家族办事情，就是忘本，就是六亲不认。有的认为，既然干部可以为群众服务，当然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人服务。还有的认为，自己奋斗打拼，为的就是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让他们沾点儿光是理所当然。有的不仅自己家人从此改变命运，七大姑八大姨沾亲带故的人都受到惠泽，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架势。

领导干部的家人如果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奋斗和诚实劳动，获得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功，自然无可厚非、值得鼓励，但如果靠的是领导干部权力的让渡、共享和代际传递走捷径，则为人所不齿、为党规党纪所不容了。这样做，不仅家人会被别人指指点点，领导干部自己的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弄不好还会因为以权谋私受查处。权力受之于民，也必须用之于民；权力姓“公”不姓“私”，自然也须用之于公，而不能为家人谋私。实际上，让家人自食其力、本分做人，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才是对他们真正的关爱，也才是长久之道。

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树底下乘凉的应当是植树护树的人民群众。对于这一点，我们党的领袖同样堪称坚守原则的典范。周恩来曾将“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定义为“特殊化的官僚主义”，予以坚决反对，要求家人和亲戚严格遵守“十条家规”，包括“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朱德的家规有三条：一是不许使用他的小汽车；二是不许以他的名义去办事，特别是亲友相求；三是不许讲究吃、喝、住、玩，不许追求享乐主义。“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对家乡和亲人怀有浓浓的眷恋之情，但他从不将个人感情掺杂到工作中，“不近人情”地对待家人，儿子想搭便车来京看望父亲、堂哥写信请求为家乡友人后辈推荐工作、外孙提出调动工作等等，都被他回绝。他曾对家人说，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宗旨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告诫子女“绝不可依靠人家照顾你”。现在，我们常讲继承传统，坚持原则、不搞特殊，努力为“大家”而不是“小家”服务，这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传统，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当铭记在心的规矩和原则。

纠正“亏欠太多，迁就补偿”的错误观念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家里人过去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现在条件好了，应当让他们好好享受一下。有的认为，自己工作忙，顾不上家里，欠家人太多，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办点事，补偿他们一下，也未尝不可，“照顾不够，金钱来补”。还有的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发展，家人功不可没，有必要回报一下，只要他们不太出格，就不要去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的领导干部公私不分，对家人有求必应，不管合不合规、违不违法，都尽力帮助，处心积虑为家庭成员谋取利益。有的对家人违纪违规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还有的为了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疯狂捞钱，自己以低调简朴示人，家人却奢华无度。

领导干部工作繁忙，无法分身照顾家庭，处理家务的事情很多时候就落到了家人的头上。有的为了支持领导干部的工作，舍弃自己的事业，把服务和保障好领导干部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主业”。应当说，领导干部不容易，领导干部的家属也不容易；领导干部付出得多，领导干部的家属作出的牺牲也不少。如果说领导干部的工作取得一点成绩，这当中既体现着组织的关心培养、个人的奋斗努力，也凝结着家人的辛勤付出，军功章里也有对方的一半。领导干部也是人，爱护家人是人之常情。亲情爱情深似海，但党纪国法大如天，对家人的“爱”应当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不能错爱、溺爱、宠爱。家人付出多，领导干部心有愧疚，在精神上、情感上、行动上作些补偿和回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补偿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补偿，更不能借自己的权力为家人谋私来代偿这种亏欠。

毛泽东的家人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多位亲人为国捐躯，可他从未因此而为牺牲亲人的家属谋取私利，他的原则是：“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杨开慧胞兄杨开智为掩护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保护毛岸英三兄弟作出巨大努力，其女儿杨展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参加革命，后在华北抗日战争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长期从事农林专业工作的杨开智，向毛泽东提出“在京或在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的请求，被婉言拒绝，毛泽东要求他“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按理说，杨开智作为当年少有的大学生，在湖南某农场工作干得也不错，又为革命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党和政府予以适当照顾也在情理之中，可毛泽东并没有因亲情而放弃原则。他曾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但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对领导干部来说，面对“欠了情”的家人，就应当公事公办、公私分明，做到欠情不徇私情、回馈不忘原则。唯有如此，才是领导干部必须恪守的为官待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