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理论的实践源头和思想源头 理论学习有收获

任何理论都有其实践源头和思想源头。因此，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中，深入学习、切实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要追寻其产生的实践源头和思想源头，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思想的本质，切实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而这，无疑要循着这一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同志的个人因素去追索。

这是因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生，离不开个人的智慧与努力。共产主义政党诞生以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每一个发展与丰富，固然充满着集体智慧，但领袖人物从中所起的作用则是至关重要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如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巨大理论勇气、超凡政治智慧、远见卓识和战略思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特别是，当我们看待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产生时，不能孤立地看，要联系地看；不能片面地看，要全面地看。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绝非偶然，总是要有一个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过程。通览“博观”是前提，精炼“约取”是目的；长期“厚积”是基础，快速“薄发”是结果。这就如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积极投身于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和科学研究，用了几十年时间，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博观”，从而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也如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非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而是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厚积”，从而推出毛泽东思想。在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我们联系起来看、全面地看，就会明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有着极其深厚的实践源头和思想源头，也就会明晰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何以能够快速形成了。

就其实践源头和思想源头来说，我们应着眼于以下重要因素：

第一，从习近平同志丰富的阅历看。有道是：阅历就是财富。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既有下乡知青的艰苦磨练，又经过部队锻炼；既在内陆农业地区工作，也曾在沿海地区工作；既主政过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也主政过省会城市；既当过一省之长，也当过省委书记，还主政过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既有在地方各个层级直接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经验，又有在中央最高层谋划和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经验。如此丰富阅历，累积了极为厚实的从政经验。在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书记期间，他走遍全县200多个自然村，扛起了治理当时有名的“高产穷县”的重担。治穷，他从抓多种经济发展、富民入手；治懒，从抓干部作风入手；治愚，从抓教育、抓人才入手。他要求大家围绕“看、用、养、招”四个字做文章，说道：看待人才贵乎正，使用人才贵乎当，培养人才贵乎周，招聘人才贵乎广。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当时的正定县引来大量人才。“高产穷县”的状况很快有了改变。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历史前进的巨浪浩浩汤汤。这是治国理政千古不衰的主题。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必须要有丰富的阅历，特别是“郡县治”的经历，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发展丰富。我们看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早已萌生，在当年正定县，他提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宁德，他提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在浙江安吉，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浙江工作六年，《之江新语》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怎样为人、怎样为政、怎样为官，“心无百姓莫为‘官’”以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发扬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等等，都已萌生。而这些，为其到中央工作、为其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依肯·科努罗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从政经历都是从基层开始，他们熟悉群众，了解人民疾苦，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根本区别。”

第二，从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亲身实践和领导看。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成为改变中国、影响世界、“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习近平同志从政起步于改革开放初创之时，从一开始，就始终工作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各种思想的交汇碰撞，不管在哪个地方、哪个层级、哪个岗位上，他都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和领导者，都留下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成果。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河北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时，这个县是冀中平原落后的农业县和典型的内陆县。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真刀真枪地做改革开放的文章，提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要做改革的拥护者，做改革的实践者，做改革的清醒者，做改革的保护者”，强调“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经济”。他率先实施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从开启河北省“大包干”的先河、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到力排众议建“荣国府”、抢救古树古寺古城墙、发展旅游业，探索“中国旅游正定模式”，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从大念“人才经”，亲自向全国发出100多封“求贤信”，邀请包括华罗庚在内的50多名全国知名专家担任顾问，到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和世界科技发展，带队到美国考察农业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一个敢作敢为的地方领导者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担当、非凡勇气、创新精神、务实作风。在正定的这些思路和举措，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感悟，这些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优秀品质，都成为积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

再比如，2002年11月，他转任浙江省委书记，明确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倡导“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坚持“接轨上海、借‘海’出海”，坚持经略海洋、港通天下，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制定实施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总纲的“八八战略”，推动浙江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走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改革全面推开。到上海工作后，赋予上海城市精神“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新内容，强调要把上海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不遗余力地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推进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国际化，推动上海更好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这一时期，是习近平同志政治家素质得到全面提升的关键时期，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

第三，从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刻了解看。谁也无法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诞生，必须面对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有深刻了解，如同当年毛泽东同志投身革命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入手一样，习近平同志从当农民开始，从最基层起步，各个层级都有经历，因而他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深刻了解，这对于其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工人阶级现状如何，中国农民阶级境况怎样，中国知识分子作用发挥如何、中国军人价值观怎样，中国富裕阶层是怎样富起来的、贫困阶层的穷根在哪里，对此，习近平同志都进行了透彻了解。

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对于农民，他最为牵挂。每次考察，只要到农村，他总是要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揭开锅盖看看吃得怎么样，算算收支了解家庭经济状况怎么样，询问医疗有没有问题、孩子上学是否困难，关心农民兄弟的衣食住行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一户不能少、一个不能落。就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研究、指导和推动了一大批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项目的实施。特别是他在调研基础上，亲自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党中央、国务院据此推出很多政策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00多万，创造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这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刻了解焉能做到？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刻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便具有扎实的基础。

第四，从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民情民愿的真实把握看。一个政党在某一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科学思想之所以科学，是因为发于民、为于民，脱离于民的理论、思想，不为民所接受的理论、思想，是没有任何用途和前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所以成为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这一思想发于民、为于民。而发于民、为于民，又在于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民情民愿的真实把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也是最实际的民情民愿。习近平同志真实地把握住了，因而在其思想体系中，突出出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两个阶段”安排，无不凸显民情民愿。特别是他的“人民利益观”，向国人清晰地表明“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