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仕国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统计（3）

第二，官方统计机构要奠定统计工作的基本规范，最重要的是要规范分类的标准、统一的指标口径、改善数据采集方法、完善统计数据发布制度、建立共享数据中心、开放统计数据信息和成果。

第三，官方统计部门要为社会各界提供统计编制最佳实践。数据这么多的时候，怎么去共享，有没有这样的机制？我觉得国家统计局在这方面的进步非常大，原来各个司局的数据相对独立，在网站上也比较独立，现在都统在一起了，也面向全社会公开了，这是很好的。

第四，整合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以提高部门信息共享性。二十年前我研究FDI（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FDI数据有几个部门都在做，但是几个数据有时差异非常大，这可能会引起非专业人士很大的困惑，而专业人士也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探寻他们的差异。从浩如烟海的文献里，把这些差异刨出来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因此，数据即使有差异，如果能用便于读者查询、了解的方式来展示，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就像FDI数据一样，国家统计局、外资企业都有统计数据，而国际官方统计部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把外资企业的工商登记，外资利用的签约、实际到资，在银行部门账户上反映出来的信息，以及外资企业成立以后的生产、经营、内销、外贸数据，都统合起来的系统。希望这个系统尽早面向公众，这不论是对普通的数据用户来说还是对国家战略部门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怎么突破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实现政府部门内部以及不同部门之间信息的共享，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第五，官方统计部门要成为“透明统计”的社会典范。其实，个体研究者、机构研究者与政府部门的终极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在发达的ICT技术这块，能不能形成共识，来促进在“透明统计”这块做得更好？

从国际层面来看，统计界已经采取一些行动，适应大数据的发展势头来提高官方统计或者民间统计的效率。比如：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2014年同意设立“全球官方统计大数据工作组”，下辖八个子组；同年11月份，“大数据和官方统计”国际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众多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国民账户顾问专家组”会议上，应用大数据编制国民账户，是SNA执行的诸多相关议题之一。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

第一，跨国公司内部的安排，如转移定价，可能影响增加值以及增加值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分配，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在国际经济领域也是非常难以推进的领域。比如外资在中国投资与在蒙古投资，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就是利润跨境流动或者相关管制的不同。中国的外资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这也会促成外资更偏好于中国。我们刚才讲的很多问题是站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国家角度来讲的，但是外资是站在全球角度来讲，它是超脱于各个国家之间，会利用各个国家与自身权益相关的规定来布局其全球生产、财务中心等。所以这些制度就会影响全球公司的迎合或者规避，最终其创造的利润或者增加值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分配，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第二，投资方面，跨境直接投资关系很复杂，母公司、子公司，儿子公司、孙子公司，嵌套下去，这种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这种复杂的关系会影响到投资收益相关的金融流量，以及国际投资存量的分布。

第三，SPE（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具有特殊目的的一个经济实体，这是在国际金融、国际直接投资里面比较显著的一个实体，它会影响国民总收入、跨境服务贸易、投资收入和金融流量、国际投资头寸。

第四，货物的海外加工，会影响增加值或GDP，甚至可能影响跨境服务贸易。对中国来说，现在更多的是“走出去”，中国很多的料件也到海外去加工，找代工。过去我们主要是给别人做代工，这些也会影响增加值、GDP等。比如中国很多劳工在海外打工，他们的所得很多是通过国际汇兑流回国内，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GDP总量、国民可支配收入以及跨境转移。国民可支配收入也是一样，比如外资企业在中国赚来的利润，汇出去以后是中国国民不可支配的，但是外国国民可支配的。

第五，海外财产的所有权会影响跨境服务贸易、投资收入与金融流量、国际投资头寸等。

第六，因特网贸易，大家都亲身参与其中，它其实也会影响跨境货物与服务贸易、家庭消费。从全球来看，因特网贸易在跨境交易里面占比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