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岩：老子的治国智慧（6）

我先介绍一下《老子》的一般情况。传世的《老子》版本非常多。1927年，著名学者王重民曾刊行《老子考》，他当时发现的版本存目有450种，兼及敦煌写本、道观碑本，以及历代木刻本、排印本。中国台湾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叫严灵峰，1965年他在艺文印书馆刊行了《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续编、补编影印本，共356种，而犹以“无求备为斋名”。所以现存《老子》的版本是400多种。

近一百年来，关于《老子》我们有三大发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们不断发现新版本的《老子》，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读的《老子》比司马迁写的《史记》还要早，比《汉书》的写作时间更早。这三大发现，一个是马王堆帛书的《老子》，一个是郭店楚简的《老子》，还有一个是北大汉简的《老子》。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和乙两种。这两个版本跟现在的《老子》不一样，现在的《老子》上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马王堆帛书的两个版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体现的是“道”的原则在政治上、在生活中的运用，而《道经》更偏向于宇宙、天道的方向。可以说，《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表明当时很重视《老子》对于社会实际的管理应用。

另外，甲种本和乙种本是跟四篇古佚书抄在一起的。甲种本5440字，掩损1369字，卷后有古佚书四种，取名《五行》《九守》《明君》《德圣》，均抄录在24厘米宽的帛卷上。字体由篆字向隶字过渡，不避刘邦之讳，一般认为抄录于楚汉之际到汉高祖时期。乙种本5467字，掩损702字，卷前有古佚书四种，取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被学术界判为《黄帝四经》，均抄录在48厘米宽的帛卷上。乙本的抄录时间，由于避刘邦之讳，应当是在刘邦后到帛书随葬入土的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间。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竹简《老子》，其中甲、乙、丙三种，连同一些儒家典籍的竹简，时间推断是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前四世纪晚期到前三世纪早期的。这个时间对于《老子》的研究来说意义很重大。因为从清末到民国，有很多学者推测《老子》成书时间很晚。有的认为《老子》成书晚于《庄子》或《孟子》，还有人认为是战国后期，甚至有学者推测是汉代。郭店楚简的发现证明，至少《老子》的抄本出现和成为经典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老子》的甲组最长，应该是已经成为经典的一部《老子》的抄本。

2009年1月，北京大学接受捐赠，收藏了从海外抢救回归的一批竹简，总数达3300余枚，其中多数可能抄于汉武帝时代。在这批竹简中发现了迄今最完整汉代古本《老子》，共有220余枚竹简，近5300字。这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其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汉简《老子》避汉高帝刘邦的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的讳，应当抄写于汉高帝时期，是汉初的抄本。这个抄本的特点是其中还保存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上经”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传世本《道经》。它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关于版本年代，很多都是根据它的避讳来判定的。比如西汉从刘邦到汉武帝的避讳：以“国”避“邦”（高祖刘邦），以“满”避“盈”（惠帝刘盈），以“野鸡”避“雉”（高后），以“常”避“恒”（文帝刘恒），以“开”避“启”（景帝刘启），以“通”避“彻”（武帝刘彻）。北大简《老子》中，没有一个“邦”字，却有大量的“国”字；但不避“盈”字，更不避讳大量的“恒”字，不避“启”字、“彻”字。据此来判断，北大汉简有可能是抄写于惠帝和文帝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