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重点做好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我国未来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相关问题 （2）

（四）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部署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不久即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12】(p.121)

从整体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不少同志思想上僵化保守；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不足甚至产生信仰危机逐渐成为党内与社会上的主要倾向。正因如此，习近平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3】“革命理想高于天”。【14】他还多次批评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观点，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带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有信仰，人民才能有信仰，民族才能有希望，国家才能有力量。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也必须扎实抓好党的作风建设，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上述这些思想始终贯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中。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还要紧紧抓住高级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如何抓住这一关键少数？一是下决心增强这一关键少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可考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列入中高级干部提拔使用的考核指标。这样才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认真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二是这一关键少数在做决策时，必须出于公心。制度是外因，当然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我们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是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一些干部勤勉工作的直接动因，仅仅是为了个人升迁、小家庭过好日子，用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行动，在涉及一些与个人私利相关的事项时，往往会有意无意牺牲国家、人民和集体的利益，做出错误的决策。

习近平说，要有“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8】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论从全党还是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角度讲，只有奔着以上两个问题去，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决整治广义上党风中存在的这两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刀刃向内，我们党才有希望；否则，党的建设就会流于形式。

二、切实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是基础

恩格斯指出：“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15】(p.399)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16】(p.274)“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16】(pp.312-313)理论异常重要，绝不可忽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这种斗争形式是必然的客观存在，政治和经济斗争及其作用绝不可能替代理论斗争这一形式及其作用。政治和经济斗争决定理论斗争，但理论斗争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的反作用。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6】(p.311)从根本上说，过去我们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正确理论指导的结果；过去我们的所有失误、挫折直至失败，都是错误理论导致的结果。理论正确，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便有无比辉煌的明天；理论错误，就必然会有错误的行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任何蔑视，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必然会如恩格斯所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7】(p.452)也如列宁所说，“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18】(p.367)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事业。早在1940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就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19】(p.194)1945年5月，毛泽东说：“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20】(p.227)1960年3月，毛泽东指出：“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政治思想、理论，按照列宁所讲的，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要率领经济前进。”【21】(p.33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诞生后，指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但是，理论建设绝没有句号。新的时代、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迫切要求我们继续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事业。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事情是我们的看家本领。”【22】(p.66)他又十分明确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23】(p.8)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并着重强调“理论强党”。所以，我们在加强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这六大建设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习近平所强调的理论建设，并把习近平所强调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切实落到实处。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建设是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这六大建设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八个字运用到这里，可能也同样合适。

受相关错误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甚为轻视。学术界有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连学问都算不上，何以奢谈以此为指导？有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理论仅是“叭嗒”嘴皮子的空谈，只有实干才能赢得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此，习近平指出：“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23】上述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值得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纠正。

毛泽东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25】(p.663)这就是说，政治可以多极化，文化可以多样性，社会思潮可以多元化，但真理不能也绝不会多极化、多样性、多元化。正确的理论即真理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最一般规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当然寓于特殊性之中，但任何特殊性都要接受普遍规律的指导。所以，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多元化。

对各个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实践的具体经验以及不同学科研究得出的相关结论必须重视，但这些经验和结论还亟待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层面去再认识和再提炼，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乃至循环往复，然后运用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新的实践的结合中诞生的新的理论，指导全党、全国以及各个地区、部门的工作和各门不同学科的研究；否则，仅以具体工作经验甚至粗浅感觉为指导，企图在技术和操作层面采取一点所谓的“新举措”解决问题，迟早会碰钉子。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过：“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25】(pp.226-227)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7】(p.100)仅仅是空喊几句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或是教条主义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甚至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为自己谋求私利的敲门砖，这不仅不起什么正面作用，而且会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往往是因为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运用后出现问题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造成的必然结果。所以，绝不能把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导致重大问题出现的责任推卸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身上，而应实事求是地归咎于我们自己没有理解运用好。

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运用着不同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不用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指导，就可能用“左”或右的各种错误理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真正赢得新的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应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斯大林时期苏联党的理论主体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由于时代的局限等，苏联共产党没有紧密结合当时苏联实际与时代特征，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创造出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来为当时的大局服务，这是导致赫鲁晓夫直至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产生和壮大，并在短短35年内不仅丧失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甚至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大业的重大原因之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实践，都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十分丰厚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5强。我国跨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多极化等都在深入发展，国内外无比广阔的舞台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沃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十分艰巨而又光荣神圣的使命必然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我们要勇于担当、毫不懈怠。

要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对内教育、对外宣传和外交表态等各种关系。对象和场合不同，有时有些话语表达会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共同的。理论彻底了，才能说服人、掌握人。不能形成几套本质不同的话语体系并相互矛盾、人为抵消。在外交和国际场合，我们也应适时采用适当方式理直气壮地讲解我们所要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我们绝对不能消极回避。

什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可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可能有以下五个关键环节必须抓好。

（一）坚持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原则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24】2016年12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明确指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7】

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决定了我们党所坚持和发展的理论的性质和本质。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指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28】(p.111)1945年，毛泽东又指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9】(pp.1094-1095)1957年，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30】(pp.372-373)毛泽东和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都是党和党员个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根本政治立场问题，是站在绝大多数人立场上还是站在极少数人立场上的问题。现在同样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恰恰是一些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所谓专家学者，在拼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性，在宣扬西方的种种错误理论。这些人中有的是直接为个人捞好处而营生，有的甚至是直接被国内外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其中有的人往往头上还戴着各种耀眼的学术桂冠，有着不小的欺骗性。如果仅是口头上而非内心里从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出发，而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其坚持和创新的绝对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别的什么主义。

（二）必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在党的理论建设中，必须首先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1959年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31】(p.109)笔者认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多次谈到“老祖宗”不能忘，但理清他们所谈“老祖宗”的内涵十分重要。

他们所谈的“老祖宗”，是指我们党思想、政治和理论上的“老祖宗”，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而绝不是指血缘、血脉关系上各宗各系的“老祖宗”，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老庄、佛学等，更不是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当然，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即广义上的“老祖宗”和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我们必须学习、借鉴和批判地继承，但这些在本质上都不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组成。1962年2月，毛泽东说：“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32】(p.84)1966年11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3】(p.15)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2015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3】正因如是，习近平同时强调：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特别是要理解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浅尝辄止”。【23】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34】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附带问题需要探讨一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提法哪个更准确。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p.94)根据《毛泽东年谱》的注释，上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改的，在1938年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或中国化？就是毛泽东后来经常使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统一”。1962年，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31】(p.109)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4】同样没再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笔者建议，不要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为好。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往往会使人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完全成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可能无意识、不自觉地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或基本原理这一基础性部分。

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与习近平又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要勇于发展，勇于创新。早在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7】(p.357)1958年7月，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列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7】(p.384)毛泽东在1959年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1】(p.109)

习近平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24】

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有机地高度统一起来，就是如1961年1月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21】(p.526)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因地也应因时因势不同而灵活运用。只要做到这一点，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自然、必然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