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1919年10月:面包·政党·问题

【2019-10】1919年10月:面包·政党·问题

双十节的纪念面包

民国年间,双十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日。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胜利。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让民主与科学走进了中国。为了向民众宣传共和民主,1919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决定走上街头,举行双十节庆祝典礼:一是发纪念面包, 二是分发传单, 三是游行演讲。

这一天,北京5000名大中学生捐款买了很多面包,在上边印上“劳工神圣”“推翻专制”“打倒官僚”“不用仇货”等红色字样。学生们将全市分为27个区,每区一队,推两大车面包,车上插着旗子,上面写着“平民万岁”“德谟克拉西万岁”等字样,沿途散发给穷苦百姓。同时发表讲演,内容除庆祝双十节外, 还有尊重劳工、妇女解放、打倒军阀等等。除了北京,上海等不少城市的学生也在双十节这天上街演讲,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唤醒国民的爱国之心。

整个10月,李大钊发表了《黑暗运动》《新鲜名词》《双十字上的〈新生活〉》《面包运动》《双十与五四》等13篇文章。在《面包运动》一文中写道:“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

中华革命党变身中国国民党

同是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国民党,还要从兴中会讲起。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10月,孙中山漂洋过海来到夏威夷檀香山。他觉得“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亡”。同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卑涉(Bishop)银行经理何宽家里创立革命救国组织“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1905年8月20日,为了联合众多革命小组织“合成一个大党”,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重要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友人坂本金弥宅第成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纲领,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武昌起义胜利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国体变更,政权更迭,社会各阶层争相组建公开的政党或政治团体。仅2月至10月,在民政部立案登记的党派就有85个。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五党,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之意,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组成国民党,并在参议院与众议院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就在国民党“踌躇满志”准备接手内阁时,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于是,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国民党也被袁世凯解散。

愈挫愈奋的孙中山没有气馁。1914年7月8日,孙中山等人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组织反袁武装斗争。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所组织的反袁暴动归于失败。

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在京议员及各埠同志”要求恢复国民党名称。孙中山考虑中华革命党影响甚微,同意恢复国民党。后来由于时局变动,改组延期。1919年10月10日, 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在“国民党”前加上“中国”二字,主要是为了有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总章》开宗明义规定:“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变身为中国国民党,本意是“以革命党为根本”,建立一个“真中华民国”,依靠党的力量,“把三民主义的精神”传播到各地。但中国国民党后来的所作所为,如果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唏嘘不已。

青年毛泽东提出了144个问题

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之争,引起一部分进步青年的思考。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各地朋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邓中夏把章程拿到10月23日刊印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发表,同时还写了一段说明:“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在章程中第一条,毛泽东开宗明义说明研究会宗旨:“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接着,他提出了71项、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科学技术及国际等诸多方面。

毛泽东所列的问题,有的比较宏观,如民族自决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有的比较微观,如教育不惩罚问题、女子修饰问题等;有的比较迫切,如废督问题、新旧国会问题等;有的是国际问题,如国际联盟问题、俄国问题等;有的与实际问题相距较远,如人种平等问题、飞越大西洋问题及白令海峡问题等。

除了列出问题,毛泽东还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他拉出需要研究的十种主义,如哲学上的主义、伦理上的主义、教育上的主义、宗教上的主义等等。可见,毛泽东对“主义”的寻找越来越强烈。1920年初,他写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赴”这样的名句。

毛泽东还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一)一人独立之研究;(二)二人以上开研究会之研究;(三)二人以上不在一地用通函之研究” 。

章程说明青年毛泽东像海绵一样吸收和消化着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体现了他既重实际又讲原则,既有问题意识又重理论信念的行事风格。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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