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韩非的“立法”“明法”与“任法”“执法”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各国为图存、为称霸、为一统天下，无不争相奋起、征伐频频。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乘时乘势兜售自家学说，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主要代表。

道家提出治理国家应当“无为而治”，把自然界的无为之道应用为治国之策。道家之说传播虽广，但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却消极遁世，并不热衷于政治。儒家认为治理国家应当注重提高个人修养，同时倡导礼治天下，主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的治国方略。但无论是孔子在鲁，还是孟子周旋于齐国、魏国，儒家之学说都未能得到有效推广。至于墨家，他们提倡“非攻”，这与当时诸侯列国间以攻城略地为目的的竞争关系也非常不符。只有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不同于其他学派，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为各国君主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富国强兵之路。

在法家中，不同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尽相同。管仲主张礼法并用。子产相郑国，“铸刑书”使郑国因子产行“法治”而逐渐强盛。商鞅以法治秦，使秦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后商鞅虽遭守旧势力反扑，车裂而死，但秦国坚持“以法治国”避免了儒家治国容易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问题。而到了韩非，则进一步推进了法家学派的思想进程。他认为：“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他还进一步指出，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以法为本”，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这一思想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贵族法权观念相比，显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欲究韩非“以法治国”的思想，必先了解其身世及所处之时代。

从疏远公子到“帝王师”

据《史记》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诸公子”即是太子以外的众公子。战国四公子之平原君赵胜即“赵之诸公子也”。然而，韩非在韩国的地位、处境比之平原君、信陵君等王室公子有云泥之别，以至他在《孤愤》中常自称“轻贱”“处势卑贱”，与“法术之士”同列。韩非“为人口吃，不善道说”很有可能也与这种身份和处境上的自卑有关。韩非虽因口吃而不善言谈，但善于“著书”，这恰恰符合了心理学中的“补偿反应”。

思想家观点的形成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战国时期之韩国，夹在秦、魏、楚三个大国之间。秦东出函谷、勘定山东必攻韩国之宜阳、上党。韩国定都新郑（今河南郑州），魏国定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两都城之间不过百里。魏不灭韩，则魏不能霸，故而魏国亦是屡次攻韩。至战国后期，无论是“连横”抑或是“合纵”，韩国都当首冲。战国180余年，韩国前后历经40余战，且多以失败而告终。故而，较之秦赵的刚烈、迅猛，齐楚的裕如、从容，韩国始终有一种危邦意识。这种危邦意识使得韩国的政治家们缺乏从容与晏然，更多追求治国谋略上的实用性与针对性。

法家诸子列一国卿相、执一国牛耳而变法者，仅秦国之商鞅、韩国之申不害二人。与商鞅强调“法治”不同，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更强调“术”治。术治者何？乃是督查臣下之法。究其实，也就是在行法根基上注重整肃吏治，强化查勘官吏，以保持吏治清明。申不害变法十年，诸侯不敢侵犯韩国，天下称之为“劲韩”。但韩昭侯、申不害之后，“术”治之法便走了样。依靠各种秘密手段考察官吏的权术，成为弥漫朝野的恶风。君臣尔虞我诈，官场勾心斗角，同僚互相监视。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此种风气愈演愈烈，以至于所谓“聂政刺韩相”不过是此种勾心斗角风气的再现而已。韩非深刻认识到了“术”治的不足，数次以书劝谏韩王。韩王对此毫无兴趣，弃之不用。随后，韩非屡屡为权臣排挤，故退而著书立说作《孤愤》《说难》等。当是时，秦王嬴政看到韩非著述时，拍案击节，不禁言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此不惜大军攻韩，迫使韩非入秦。

韩非临危受命，出使秦国，并被召见。嬴政很喜欢韩非，以为相见恨晚，但并没有决定是否留用。此时，韩非的才华引起了李斯的嫉妒。韩非和李斯曾是同窗。李斯深知韩非辩才了得，担心嬴政被韩非计谋所蒙蔽。于是，他上疏秦王，陈述重用韩非的利害。他说：“韩非此行，是为了韩国的利益。他的辩论辞藻是为了掩饰诈谋，想从秦国取利，窥伺着让陛下做出对韩国有利的事情。”秦王认为李斯言之有理，便抓捕韩非。廷尉将其投入监狱，逼其服毒自杀。韩非想上书秦王，却遭到拒绝。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赦免韩非，但他已经死在了狱中。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的内容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之首要内容在于“立法”，在于“明法”。韩非认为所谓“立法”，一是否定“仁义”“德治”，强调仁孝伦理与法治原则是不能两存的，儒家道德有害于法治。二是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即“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不上贤’”。三是需要稳定，立法不可朝令夕改，即“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四是所立之法必须具有可行性，否则将会是空话，“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

立法之后，便是明法。所谓“明法”，就是将设立的成文法令公布于天下。韩非认为，即使君主拥有才能智慧也不能随意地驱使人臣，背离法度进行治理；臣子有贤能之举也不能在取得功劳之前获得赏赐；臣子忠诚信义也不能不受法令的约束，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令之上。“明法”要求法令条文通俗易懂、明确具体：“通俗易懂”是要让百姓能够很好地知晓法令；“明确具体”是要方便官吏执法，不使百姓有漏洞可钻。同时，百姓了解了法律也会用来保护自己。《汉书·地理志》中曾记载，韩国的首都新郑，也就是汉代的颍川，当地的百姓喜欢用诉讼、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这点在儒家士大夫看来，是难以治理教化的表现，而在法家看来，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之所以韩国百姓喜欢诉诸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估计跟这里深受申不害、韩非的影响有关。

在韩非之前，春秋郑国的子产铸过刑书，晋国的赵鞅铸过刑鼎，孔子对此大加批评，认为这是“贵贱无序”，晋国要灭亡的前兆。战国时，魏相李悝作《法经》，内有盗、贼、囚、捕、杂、具六项内容，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范例。商鞅携带之入秦，成了秦国“立法”的蓝本。至韩非所处时代，成文法已初现雏形，韩非认为法律不仅要“境内之民，不论贵贱，一律适用”，最关键的是要明确立法权的归属。

“以法治国”之难在于“任法”，在于“执法”。“任法”就是将法作为唯一准则来判断是非曲直与功过赏罚。“执法”就是将法一一贯彻。任法之妙，可以强国，“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可以利民，“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更重要的是可以尊君，“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对于“执法”，韩非认为大原则就是“持平”“从严”。具体要求则是：一，法律不得随意解释。“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他明确表示法令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不得歪曲，如果法本身动摇了就失去了是非标准的作用。二，法不阿贵。儒家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韩非却多次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韩非“以法治国”的精华所在。后世儒家的“八议”与之针锋相对。司马迁也批评这种“一断于法”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行径，结果只能是“亲亲尊尊之恩绝”，认为这只能“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三，以刑去刑。韩非认为执法过程中只有严苛、深峻才能抑制百姓大错不犯、小错不出。他认为峻法比放任对百姓更有益处，对百姓不够严厉真正受害的还是百姓。他举了子产遗言告诫游吉的故事。子产对游吉说：“我死后，您一定会在郑国执政，一定要用威严治理民众。火的样子是严酷的，所以人们很少被烧伤；水的样子是柔和的，所以很多人被淹死。您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要让人们因您的柔弱而触犯法令。”子产死后，游吉不肯严厉执行刑罚，郑国青年拉帮结伙成为强盗，盘踞在萑苻之泽中，即将给郑国造成祸害。游吉率车骑和他们开战，打了一天一夜，才算打败了他们。游吉感叹地说：“我早按子产的教导去做的话，一定不会懊恼到这般地步了！”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的现代启示

韩非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主要体现在著作《韩非子》中。这本书作为法家的经典著作，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更多是在法治文化层面。

比如，援法断罪思想要求执法者要依靠法律而不依靠其他私意来断案定罪。这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标准之一，也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需遵循的原则之一。再比如，严格公正执法的思想也为当今法治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韩非主张执行法度时需体现公平正义，公正观念应存在于执法的全部过程之中。他认为，君主和执法者执行法令不应偏袒权贵大臣，奖赏不应遗漏普通百姓。在《外储说右上》记载：“法行所爱，不避亲贵。”就是这个意思。韩非坚持一切依法办事，不把法律的天平倾向任何一方。这在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中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有良法就应当保证善治，不然即使良法制定出来也只是一纸空文。

当然，韩非“以法治国”的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法治还是有根本区别的。他的部分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要求相悖，应予以剔除。比如他“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关于“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等等。今天我们探讨韩非其人、其事，旨在搭建一道沟通的桥梁，使我们能有选择地借鉴利用两千多年前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遗产。因此，合理甄别、摈弃、承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韩非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实践，以及培育法治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作者：雒晓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