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的历史警示与时代意义

【摘要】“狱中八条”是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们对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及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反思，重庆歌乐山的英烈们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红岩”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着全国十四亿人民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革命先烈们留下的这份嘱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狱中八条” 党员干部 党的建设 警示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们在牺牲前总结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时至今日，这些凝结着革命先烈鲜血的警世之言，依然振聋发聩，就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将“狱中八条”一一读了出来。

“狱中八条”的由来

1948年9月，在成都开展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罗广斌（著名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因叛徒出卖被捕，后来被送至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监狱。在白公馆监狱，存在着一个党的秘密领导小组，而且就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罗广斌与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的刘国鋕、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的王朴、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的陈然等用秘密方法和其他党员相互联系，交换意见，组织和领导监狱中的地下斗争，并对党组织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1949年11月27日，在距离重庆解放只有三天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内的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当天夜里，罗广斌带领十多位革命者成功脱险后，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迅速将监狱中与同志们的讨论，尤其是狱中党组织对革命工作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了出来。在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提交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有七个部分，现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而第五、六部分已经遗失。内容分别是：案情发展（《挺进报》被破坏的经过）、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1989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肖泽宽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将《狱中意见》中的八条内容进行了提炼，后来被党史界的专家们称之为“狱中八条”，它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

“狱中八条”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报告》指出“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这里的“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不是指防止党员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行贿或者出现不良作风问题等，而是指如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1947年2月，国民党封闭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立即撤回延安。在中共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后，上海局党委指示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王璞清理联络川东地下党组织，当年10月，建立了王璞担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的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正是因为党组织领导人对于西南地区革命形势过于乐观、急于求成，在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和王璞的主张和推动下，采取了“急躁、冒进”的做法，地下党在川东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此外，1948年4月，由于时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叛变，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从《报告》内容来看，狱中同志讨论最多的是干部问题，正如狱中同志的分析“若干老干部在长期消极隐蔽政策下，没有积极的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开展地下工作是很困难的，领导得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的成功或失败。川东三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和《挺进报》被查，损耗了革命力量，大量的同志被捕入狱，领导成员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这也是领导班子建设缺失的结果。

“狱中八条”第二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报告》指出“缺乏教育、缺乏斗争——由于领导机构的不健全，事实上没法子领导任何大规模的斗争，也不能在斗争中教育干部、提高干部”。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关键在于不断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事实上，自建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来，川东地下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是不足的，没有开展比较集中的学习教育活动，这也是党员干部在复杂环境下斗争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曾担任川东地工委第一工委代理书记的邓照明在《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几次重要工作部署》一文中对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王璞有这样的描述：“他把形势看的太好，把武装斗争看得容易，看来王璞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但他听不进去，我们只好照他的意见办。”1948年8月至9月，在王璞的部署下，华蓥山区广安、合川、岳池等县的联合大起义开始，最终却因为冒进而失败。《挺进报》被国民党查封也是因为犯了冒进的错误所导致。1947年3月，南京反动政府撕毁政协协定，迫使中共驻重庆人员返回延安，并查封《新华日报》。为了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当年7月，重庆地下党创办了《挺进报》。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好转，地下党开始把《挺进报》寄向国民党的党政军和特务机关，试图对敌人“攻心”，但低估了国民党在重庆的力量，暴露了组织。狱中同志热切希望党组织能汲取经验教训切实加强党内教育，重视经常性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

“狱中八条”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报告》指出“下级干部一般比较纯洁、热情，但斗争经验不够，始终崇拜上级，迷信组织。以为组织对任何事情都有办法，把组织理想化了”。在地下党时期，党的各级组织、上下级之间实行单线联系，严禁发生横向联系，必要时只一人负责。个别领导干部因为不重视理论学习，不研究形势而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倾向，以及不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的问题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旦被捕就经不起严刑拷打迅速叛变。叛徒冉益智被捕前在公开场合讲起革命道理口若悬河，谈起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更是热血沸腾，同志们被他的表象所迷惑，刘国鋕也曾对他崇拜有加，但面临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叛变速度之快让同志们震惊。

正如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所讲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有少数不堪特务的威吓利诱，有的叛变了，有的投降了”。川东三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起义主要负责人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对形势出现了误判，一意孤行的结果。狱中同志们时常困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的领导会出卖我？对上级、对领导的绝对服从让同志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所以狱中同志得出了“下级比上级好”的结论。

“狱中八条”第四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狱中意见”第四条的原文标题是“王敏路线”，《报告》把川东三次起义的失败归结于很大程度上受到地下党上川东第六工委委员、营山特支书记王敏这样一位坚贞勇敢、充满革命热情的基层干部错误路线的影响，这是有失偏颇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起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939年，南方局在重庆建立后，逐步调整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要求“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在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机构撤离重庆后，地下党本应处于绝对隐蔽的状态，然而川东临委违背了“隐蔽精干”的工作原则，发展党员重数量、轻质量，干部不走群众路线，“地下党经过长期隐蔽，没有工作和斗争”，而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又低估了敌人的力量，盲目发展党员，造成组织不纯，“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不切实际的高估革命发展形势。1947年至1948年由下川东地委副书记彭咏梧指挥的奉（节）、大（宁）、巫溪的武装起义，邓照明指挥的达县、大竹、梁平武装起义，王璞领导的华蓥山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彭咏梧、王璞英勇牺牲。事实表明，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斗争获得胜利的前提，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极为惨重的。

“狱中八条”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报告》指出“对于特务，存着‘是什么东西的看法’，没有知道特务机构是统治的核心，是最强大的敌人，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1948年，《挺进报》的大量发行引起了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亲自下令限期破案，特务机关全部行动起来。军统情报员姚仿恒发现了《挺进报》的线索，特务头子李克昌派出“红旗特务”曾纪纲伪装成热爱学习、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并取得了地下共产党员陈柏林的信任。当陈柏林带着曾纪纲到达约定地点和上级任达哉见面时，被突如其来的国民党特务逮捕。监狱中陈柏林宁死不屈，然而上级任达哉却叛变，出卖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及其他几个党员。

许建业入狱后害怕特务到他的住处去搜索房间内的文件和几十份自传，他对贪图小利的管狱班长陈远德没有进行缜密的判断，就答应给他四千万元法币（法币为国统区流通货币），委托他到志成公司找一个叫刘德惠的人，让刘德惠到自己的住所把所有资料烧掉，不料特务看守迅速将他出卖。此后，刘国定、李忠良、邓兴丰、余永安、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在狱中，陈柏林、许建业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都表现顽强，视死如归，然而主观上对敌人的狡猾缺乏深刻的认识，给地下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狱中八条”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报告》指出“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的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是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狱中同志提出“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思想上的落后必然会导致作风上出问题，这在几个叛徒身上得到了很好印证。

1948年4月，时任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在敌人的刑讯逼供下，他没有屈服，坚持了8个月。当特务发现他情绪低落，担心他妻子的安危时，就将他转囚到白公馆监狱，并时常带他到渣滓洞监狱与妻子见面，每次见面他都哭哭啼啼，意志逐渐消沉，最终还是没有过感情关，开始背叛组织出卖同志。而刘国定和冉益智此前就已有作风不良的端倪，刘国定曾经试图拿党组织的钱去做投资谋取个人利益，拒绝党组织调他去农村工作；冉益智认为学习和思想改造都是下面的事情，经常在同志面前大谈男女之事。他们被捕后就迅速叛变，出卖同志，争先恐后在国民党内谋取更高的职位。少数领导同志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理想信念丧失，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是一种必然。因此，狱中同志提出了干部的选拔、任用首先是看“品质”，这是做好党建的重要经验。

“狱中八条”第七条：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报告》指出：“被捕十年的许晓轩同志，很沉痛地口述他对组织上唯一的意见：他们被捕前重庆已发现消极隐蔽下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并已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组织不能保证每一位同志入党的动机都是高尚的，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在学习中强化，在实践中磨炼，只有在不断的学习和纠错中，才能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正是因为对于个别同志，诸如蒲华辅、刘国定、冉益智等领导干部出现的问题没有给予及时的批评、教育，不能给予有效的监督管理，导致少数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蜕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滋生蔓延，一旦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就缺少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支撑，变得穷凶极恶，卑鄙无耻。狱中同志们希望党组织以后一定要加强整党整风，“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容忍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因此，狱中党组织也加强了对同志们的气节教育，利用放风时间，要求党员坚定立场，不背叛信仰。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受到极残酷刑昏死三次依然不屈服，展现出“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的气概。连特务们也不得不暗自钦佩 “渣滓洞有些女犯逢年过节爱哭，后来不哭了，想必江竹筠对她们起了些教育作用”。

“狱中八条”第八条：惩办叛徒特务

《报告》指出“对于虐待‘政治犯’、屠杀革命战士的主要特务应该缉拿归案，予以惩办，包括叛徒在内”。1946年9月，蒋介石将原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担任局长。国共内战爆发后，保密局加大了对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镇压，保密局破坏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镇压华蓥山地区的武装起义、破坏川康特委，解放前夕对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以及进步群众实行了残酷的屠杀。面对失败，国民党反动派愈加疯狂，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经过核实，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等地被国民党屠杀的烈士共285人，还有5位随父母牺牲的孩子。

从得知新中国的成立到看着战友们的离去，狱中的同志们在期待与绝望中度过了最后的五十多天，他们悲愤地提出了对叛党之人一定要严惩，对敌人绝不留情的愿望。“让狱中同志们最感痛心的是，绝大多数同志在酷刑下都能不顾个人安危，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少数几个资历深、职务高的领导干部却无耻叛变”，他们的叛变造成了200多人被杀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叛徒包括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重庆城区书记李文祥等。重庆解放前夕涂孝文、蒲华辅被国民党枪杀，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判处死刑，他们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狱中八条”的警示作用

要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一方面，要重视经常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是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在重庆歌乐山这片土地上，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英勇不屈，壮烈牺牲，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党员干部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与修养，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推进和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制度化、常态化，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是狱中同志们谈论最多的，领导干部一旦出了问题，对党组织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用党风廉政建设、规章制度规范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充分发挥巡视工作和信访工作在干部监督中的作用，加大社会舆论监督的力度，坚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选拔和重用德才兼备的干部。

要高度重视提升党员干部在复杂环境下的斗争能力。一是要对党忠诚。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王朴、许建业、刘国鋕等烈士用忠诚谱写了一首首正气之歌，证明了入党誓词中的“对党忠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信仰，是所有党员的政治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党员干部要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践行党的宗旨，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做政治上的“两面人”，在担当实干中永葆忠诚本色。二是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复杂环境下领导干部斗争能力的不足，是川东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重要原因。领导干部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够成长，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提高斗争本领。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领导干部必须要提高复杂环境下的斗争本领，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以时不我待的状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赢得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作者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厉华：《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4年。

②厉华、刘和平、王庆华、陈建新：《魔窟：来自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年。

③公安部档案馆：《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

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