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剑英:《中庸》里的知行观及其时代意义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知行合一”,“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这一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核心经典《中庸》就对其进行了系统地阐发。本期报告,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的韩剑英老师将通过细读《中庸》文本,结合自身心得体会,讲解知行的六个境界与五个次第、如何实现知行合一等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韩剑英

韩剑英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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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韩剑英,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中庸》里的知行观及其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既重视战略目标,又强调站在实处,在讲话里多次强调知行合一的有关思想,并对知行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反复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行合一”的论述是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丰富的知行思想,例如先秦的《荀子》、明代王阳明的知行思想及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船山先生)知行思想等。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核心经典之一的《中庸》包含着系统、理论的知行思想,具有认识论、实践观、方法论的多重含义和丰富的时代价值,可惜时至今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广泛的传播。所以,今天我希望通过文本细读这样一种非常原始且朴素的方式,对《中庸》所蕴含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认知和阐发,并期望我们的分析对当今新时代“知行合一”的有关理论能够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全文3600字左右,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是篇幅比较适中的一部作品,它既属于“六经”之学,又是“宋学”和“四书”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初年,由于宋真宗、宋仁宗、范仲淹、张载、孤山智圆等帝王、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共同弘扬,《中庸》作为单行本进入了中国古代的教学体系,成为了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读本。

《中庸》是中国哲学史上最系统、内涵最丰富的经典之一,是中国哲学思想、语言概念、逻辑方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具有独特的中国气质,在个体修身、教育人才、科举选拔、培育社会共识、家国情怀等方面都发挥着持久而温暖的理性力量。 就“知行合一”的主题而言,在《中庸》的3600个字中,“知”出现了42个,“行”出现了33个,知行对举,即成对出现的情况有十余处。另外,《中庸》里还包含着与“知行合一”的方法、次第、目的等相关的大量思想内涵,这些思想内涵通过“道”“教”“学”“三达德”“天”“人”“性”“诚”“名”“成己”“成物”等《中庸》中的核心概念,形成了以道为中心,注重教学,立体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行合一”思想。

接下来我们主要介绍五个问题:一是《中庸》“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上合于道,下合于身;二是“知行合一”的双重视域知天、知人与成己、成物;三是“知行合一”的六种形式;四是知行的五个次第;五是实现“知行合一”的具体方法;六是《中庸》里提到的“知行合一”的典型人格。我们就从这六个方面来探索《中庸》“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分析《中庸》“知行合一”理论体系的特点和时代意义。

一、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上合于道与下合于身

当我们讲到“知行合一”时首先面临一个问题:“知行合一”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知”是知识和认识,“行”是实践和行动,那么“一”又怎么解释呢?通过细读《中庸》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中庸》在解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大主题时,把知行在两个向度上统一在了一起,合于“道”与合于“身”,即知行上合于道、知行下合于身。

首先我们来解释知行合于道。

“道”是《中庸》中最核心的概念,《中庸》第一段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可见,中和之道是《中庸》的主旨思想,“中”指的是天地之本体,“和”是动态中的平衡,“中庸”的庸是人与社会在实践中对“中”原则的具体把握和运用。“中和之道”包涵天人之道、君子之道、孝的哲学、社群之道、治国之道、至诚之道、教学之道,以及我们今天讲的知行之道等等。

《中庸》中的“知行”其最深层次的追求是合于道,合于包含天人、社会、家庭、国家、教学等在内的动态的中和之道。基于此,《中庸》在讲到“知行”的时候,常常是与“道”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道之不行也,我知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又有“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与“知”和“行”三者须臾不可相离。具体而言,“知”的对象是道之行或者道之不行,如果能够认识到道之行,那就是“知者”,认识不到就是“愚者”,能够遵循并运用道的运行规律的就是贤者,不能的就是不贤者。

道在实践中的发展变化状况是知的最主要内容,也是分辨知的主体“知者”“愚者”“贤者”“不肖者”的最主要内容。这是我们讲到的“上合于道”的内容,接下来讲“下合于身”。

《中庸》里引孔子的话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在中国的礼仪传统里有射箭之礼,当君子射箭没能射中箭靶的时候,我们应该怪什么?是怪箭靶还是箭簇呢?君子之道要修身,讲求反躬自问,求之于自身。《中庸》里进一步讲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言为心声,它是认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德往往与行,也就是实践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在德行和言语方面有所欠缺的时候,《中庸》里讲“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就是不敢不努力纠正,即便做得比较好的时候也不能满足。只有在言语的时候考虑到行动,行动的时候考虑到言语,言行相顾、“知行合一”,君子才可以进一步去采取行动。

在哲学上,“知行合一”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我们要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知行是否“上合于道”,即合于天地之道、社群之道、社会之道、身心之道、知行之道等。同时要做到“下合于身”,当箭不能射中靶心的时候反求诸己。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知行合于道”强调的是认识的对象(所知)及认识的方法(所以知),是认识的客观性。而“知行合于身”强调的是认识的主题(能知),是认识的主观性。所以说“知行合于道”是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知行合于身”是认识的主观性和价值性的问题,当强调知行上合于道,下合于身的时候,其实是在强调我们要考虑到“知行合一”中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知道”与“行道”通过“修身”的方式,在道与身的辨证发展变化中,在“知行合一”的方向中,表现出道(形而下)的个体化以及个体(形而上)的道化的双向运动。庄子用“周、遍、咸”三个字,形容作为形而上的本体论意义的“道”的存在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而这个无处、无时不在的“道”则通过形而下的个体的知与行来实现实体化。所以道和身的双向运动,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向转化过程。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问题,“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

 二、知行的双重视域:知天人与成己物

“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上合于道、下合于身”实际上是建构在《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之上的,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知行合一”认识的双重视域,“知”即知天、知人,而代表着实践的“行”也包括了双重视域,即成己、成物。

《中庸》中多言“天”,开篇第一句即说“天命之谓性”,天在《中庸》中既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性质,也包括天地间的本然状态和自然法则。所以《中庸》里说:“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知天”就是说,人类的认识要建立于天地之间,不能违背自然的状态和根本的规律法则。“质诸鬼神而无疑”指不对自然变化产生怀疑,这样才能够懂得天地之道,也就是知天了。

关于天,《中庸》里还有很多地方讲到,如: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薄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地之道”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特征,比如“薄”“厚”“高”“明”“悠”“久”,这都是自然界的本然状态和客观规律,人类认识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认识客观世界,只有在真正认识了客观世界之后才能发挥出认识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说知天,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把握是整个认识的前提,当然也是认识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前提,即知人的前提。这就是《中庸》里讲的“思之人,不可以不知天”,这句话强调了知天是知人的前提,知天是整个认识论的前提。

知人是在知天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这里的人类社会包括个体的人的思维,个体的人对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等的认识。《中庸》里讲“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也就是说,对人的认识一旦建立在与天地之道不相违背,符合真理与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即便百代以后有圣人现世,他也不会对此产生疑惑,这才是真正的知人。

知人在《中庸》中也占据着比较重要的篇幅,由此可以体现出《中庸》知行观伦理性的特征。《中庸》的知天和知人作为认识的两重视域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其中,知天是最高原则,是符合真理的原则,知人是符合价值的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知天和知人构成了人类认识的所有对象,包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知天是对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所有客观规律的探索,当然更侧重于对自然本然状态及相关规律的探索;而知人更强调的是对人的思维、人类社会和历史本然状态及其客观规律的探索。这是“知”的双重视域,我们再来看“行”的双重视域成己和成物。

《中庸》里讲:“诚者,非自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时措之宜也。”这一部分在探讨与“诚”有关的问题时提出,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成就自己,还要成就万物。“成己,仁也”,成就自己是仁的表现,但仅仅成己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够充分的,它只是一种向内之道,人之本性还有向外之道,就是要成物,这是“知”,即智慧的表现。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出自人之本性的德行,所以任何时候实施都是适宜的。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成物才可能成己,真正的成己才可能成物。只有做到成,才能尽自己的性;尽自己的性,才可能成就自己。成就自己才能尽别人的性,成就别人,成就别人的时候才可能成就万物。好比你帮助别人,别人才愿意帮助你,你自身强大了才有余力去完善周围的事物。成己和成物既是天地之性的内外要求,也是人之德行的内外要求,因此既符合天地之道,也符合人之道。二者之间是非一、非二、不一、不二、即一、即二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庸》里是这样讲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天地参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的两个向度成己和成物与《中庸》里面的“诚”和“性”这两个关键词紧密相联。“诚”是《中庸》里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知行合一”最重要的方法,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责任编辑:杨雪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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