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鹏举：中国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2）

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就开始整理他所能接触到的各类承载着当时中国人所思、所感和经验的历史典籍。孔子自述他一生的努力都是“述而不作”，一方面他主要是整理传统的文献典籍，把当时中国人的文化成果、文化精华收集、整理和提炼；另外一方面，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规范化的处理，提出了后世普遍遵守的基本文化价值，如“仁、义、礼”等。

从孔子时代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整理和规范来看，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所坚守的基本价值，都是人类基本伦理价值。比如“仁者爱人”，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人伦规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相对于西方宗教而言，中国人在文化上并没有塑造一些绝对价值。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传承中，我们都是在坚持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底线价值，而并不去追求终极价值。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文化传统更人性化、更世俗化，而且也更包容。因为如果是终极价值、唯一信仰，一定会带来排他性。这就是为什么“儒释道”在中国文化传统脉络中很难完全分清楚，因为它是高度包容的。

儒家文化其实就是把中国先人在长期的共同体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基本人文价值规范进行梳理，然后再做出学理化的建构。也正因如此，世界上唯有中国在文化上是一以贯之的、中间没有断过的。

就中华文明共同体来看，中国没有发生过特别巨大的恶性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很多，但是最终都是走向了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汉族同化了其他民族，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方面，有一部分文化向华夏主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靠拢。另外一方面，华夏这个群落也在向其他民族学习，无论是语言还是着装、饮食、价值观等。所以说，中国文化从基因上就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一样，都遵循着“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基本规律。如果引用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一篇研究性论文，对中国经济总量做一个量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公元1500年，中国超越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后期。其中1820年达到了高峰，占世界总量的32.9%。也就是说全球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由中国和中国人创造的，这个数量远超欧洲国家的总和。

鸦片战争之后，也就是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比较靠前的，但是走上了一个快速下滑的通道。1913年占全球8.9%，到了1978年只占全球的1.57%。

也就是说，在可考察的人类经济发展历程中，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始终排在全世界的最前列。我们衰落的主要时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养活了众多人口，而且人民的生存质量始终处在不错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个时代诗人们表达出的那种和合安逸、天人合一的精神状态中看到。

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两者之间的复合关系正印证了“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这八个字。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带动了经济上的开放发展、财富的创造、财富的累积和财富的合理分配；而文化一旦处于封闭状况，经济也自然地出现财富创造上的乏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伟大的变革，它带动了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进一步的开放包容。而且这种开放包容，一方面是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借鉴、吸收外来的文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开始认真地传承、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直到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全球文化也更加的开放、包容。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迅猛，40年来都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高速度增长。

二、中国大文化传统中的经济理念与传承

前文提到，马克斯·韦伯认为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甚至是阻碍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回顾历史，中国在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配置财富方面从来不差。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总体路径、总体模式推进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也并没有阻碍这一进程，恰恰相反，它促进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和合理的经济发展的自我调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回应了“韦伯命题”这一学术公案。